西安地区的党组织停止活动后，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领导西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5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杨虎城十七路军中的共产党员谢华、徐彬如、李木庵等人，在中共十七路军宪兵营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别支部，谢华任书记，隶属中央军委驻沪办事处领导。鉴于陕西和西安党组织屡遭破坏的情况，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不与西安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主要以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名义为掩护，领导西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时领导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在徐州)和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和开展十七路军的兵运工作。11月，共产党员董学源在西安师范、西安高中等学校发展了7名党员，成立了中共西安支部。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以后又分别在西安师范、西安高中、西安一中、西安二中、西安女子师范等学校成立了党的支部，中共西安基层组织又恢复活动。

　　12月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形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局面，西安的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抗日救国运动迅速兴起。1937年1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决定，中共西安市委成立，书记由工人党员惠子俊担任。2月，市委设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简称职工委)、学生工作委员会(简称学委)和妇女工作委员会(简称妇委),受省、市委双重领导，并分别直接领导西安职工、学生、妇女的基层党组织，指导全市工人、学生、妇女运动。同时，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地方队部、西北队部和西安学联等群众革命团体也建立了中共党团组织。

中共西北特支活动地点

西安许士庙街26号

　　1937年3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将中共西安市委改为中共西安市工作委员会，由张德生兼任书记。这时，全市的党员人数由西安事变前的10多人增加到70多人，一些学校、工厂等基层单位也建立了党支部或小组。到1937年5月，全市党员已发展到132人。在中共西安市工委领导下，西安地区群众性抗日救国运动出现了蓬勃兴起的局面。

　　尽管西安党组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屡遭破坏，但依然坚持帮助工人运动和联系基层支部。在农村地区，由于地形、人群、国民党力量弱和中国共产党擅长扎根农村等原因，长安、蓝田、户县、周至、高陵等地纷纷建立党的组织和发展群众武装力量，在压迫面前，不断地组织发动暴动和起义。

　　1928年5月，中共长安县委决定在咸阳东张村三关庙学校召开会议，决定发动咸长暴动，打击横行乡里的咸阳县马家寨大恶霸白辛太及其侄儿白云祥的气焰。会议制定了暴动计划，并成立了暴动委员会，李艮任暴动总指挥。5月16日，百余名暴动群众手持马刀、梭镖等，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东张村，李艮宣布了行动计划，暴动群众随即冲进马家寨，因白辛太外出，白云祥乘机逃跑，群众便将白辛太的三个侄儿当场处决，并焚烧了契约、账簿等。这次暴动，打击了劣绅、恶霸的气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

李艮

　　1929年(民国十八年)陕西大旱，关中各县颗粒无收，群众生活十分艰难。国民党陕西省当局不顾人民死活，依然搜刮民脂民膏，引起人民强烈不满。11月，周至、户县一带的农民在牛子皋、贺吉样、陈桂等人的带领下，揭竿而起，攻克周至县城，活捉了县长杨增润，接着围攻户县县城。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闻讯，急派西路巡视员陈云樵和李特生前往领导。陈云樵、李特生在赶往周至县途中，农民暴动已被镇压。中共周至县委和陈云樵、李特生等在总结了第一次攻打县城失败的教训后，联络眉县、户县、兴平、武功等地的农民近2000人、装备了200多支枪，准备再次举行暴动，于1930年1月成立暴动总指挥部，陈云樵任总指挥兼政委，牛子皋任副总指挥，吴焕然任副政委，张居仁任政治部主任。暴动总指挥部对各县武装农民进行整编，共编五个支队和一个独立大队，随后向周至县城发起攻击。由于县城防守严密和农民队伍武器落后等原因，先后两次进攻均受挫折，暴动队伍伤亡很大，指挥部被迫下令撤退。

　　1930年8月，地处秦岭山区的蓝田县蓝桥地区农民，不堪忍受地方当局横征暴敛，自发组织起松散的自卫武装红枪会，进行反抗斗争。中共蓝田特别支部决定，利用红枪会发动农民举行武装暴动。经请示省委同意后即派杨珊、白耀亭、林之屏、齐振国、赵启明等深入山区，通过红枪会首领曾老三联络各地红枪会，积极筹备武装暴动。9月28日子夜，在中共蓝田特别支部的领导下，1000余名红枪会会员和武装农民发动了蓝桥暴动。暴动队伍兵分三路包围了蓝桥街，消灭了蓝桥国民党驻军刘汉三营，缴获了一批武器，又乘胜进军葛牌镇，赶走了反动民团，准备建立苏区。后来因为国民党军队的反扑，蓝桥暴动失败，杨珊、杨森先后被捕。

　　1932年4月，在西安上学的共产党员杨地德、朱成义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到户县发动群众，组织开展以反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减轻农民负担为主要任务和以驱逐反动县长强云程为主要目标的“交农”运动。4月21日晨，5万多名农民群众肩扛镢头、铁锨等农具，包围了县城，向县政府提出免除杂款粮差、强云程离开户县等13条要求。不久，陕西省政府撤换了强云程的县长职务，斗争取得了胜利。5月，杨地德又组织了大王镇的“缴枪”斗争，终因敌强我弱，斗争失败。9月，户县青年农民李希平组织农民暴动，捣毁了国民党祖庵区公所，处决了区长、副区长、保安团团长及催粮委员等五名贪官污吏，缴获了区公所武器，释放了被关押的群众，建立了农民武装。1933年3月，中共户县县委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渭南游击队，白天分散劳动，晚上集中起来进行打土豪、分浮财、贴标语、撒传单等活动。同时，县委还组织成立了户县农民联合会，领导农民抗粮、抗款，配合游击队的斗争。8月，由200多人组成的渭南游击队改名为秦北游击队，有20余支枪，在户县、长安、周至一带开展武装斗争。10月，秦北游击队队长王占胜等被捕，游击队转移到长安县北强村一带；11月，中共户县县委书记兼秦北游击队队长宋裕光被捕，游击队解散。

　　1932年7月，高陵县的党、团组织，利用农村“鸡毛传帖”的联络方式，发动和组织了全县1万余名农民群众，肩扛木杈、锄头、镢头等农具，高呼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潮水般地从四面八方涌向县城，要求政府“减免苛捐杂税，救济百姓”,举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交农”运动。国民党高陵县当局紧闭城门，下令士兵从城墙上向“交农”的群众投掷手榴弹进行镇压，炸死炸伤农民数人，愤怒的群众便放火烧毁了县城的南门城楼。8月初，在张策、王步瀚等人的组织下，全县2万多农民发起了第二次“交农”运动，迫使高陵县县长李铭山答应农民提出的减免粮赋、惩办凶手和抚恤死伤农民的要求。由于国民党高陵县当局迟迟不履行减免粮赋、惩办凶手的诺言，共青团高陵特别支部于11月又组织高陵县农民，举行了第三次“交农”运动。当“交农”队伍行进至县城南面的杏王村时，高陵当局已从三原县调来两个连的兵力对付“交农”群众。为避免群众伤亡，组织者下令“交农”的群众队伍就地解散。

　　虽然西安党组织在土地革命期间遭受了多次破坏，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暴动也大多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战斗在西安大地上的共产党员依然百折不挠，坚持斗争。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