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介石公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的处境变得非常艰难，在全国多数城市，中国共产党组织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西安党组织也不例外。土地革命战争的十年间，中共西安市(工)委先后7次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10次重建，其中3次由省委兼管。市(工)委工作时断时续，基层组织多数遭到破坏，一批共产党员英勇牺牲。

乌云蔽日风云变

　　随着西安革命运动的发展，冯玉祥开始畏惧农民运动与武装力量结合，对彻底革命产生恐惧。1927年6月19日，冯玉祥赴徐州与蒋介石会晤，在蒋介石“物质援助”的拉拢下，冯玉祥更加坚定了追随蒋介石反共的信念。徐州会晤后，冯玉祥决定在河南、陕西、甘肃三省同时进行“清党”反共行动。在陕西，冯玉祥命令由其完全操纵的陕西省政府推行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国民党的陕西省政府成为陕西反共的主要机构。随着反共行动的机构、人员逐步建立和完备，反共的恐怖气息在西安越来越浓重，西安地区迅速被白色恐怖所笼罩。

　　一时间，所有的群众革命组织一律被解散，共产党员大批被驱除。在西安的共产党员刘伯坚、李林、邓小平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乌斯曼诺夫、赛夫林、西林等人全部被“礼送出境”。一大批共产党员不得不转移到农村或外地，党团组织大部分被解散，只有一些基层组织转入秘密状态，进行隐蔽的斗争。更恐怖的是一些共产党员和对大革命有功的人被逮捕或惨遭杀害。西安中山学院委员长、共产党员刘含初为培养革命人才兢兢业业的工作，为了学院的发展劳心劳神，为革命输送了大批人才，但却惨遭杀害。中山军事学校校长史可轩也在转移途中被反革命势力残忍杀害。陕西国民日报社社长和编辑刘天章、白超然也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在这次反革命中被逮捕押送至郑州。西安的中共党组织遭到前所未有的突然破坏，共产党员的数量骤减。另外，冯玉祥下令工会、联合会等群众组织全部强制解散，群众集会、游行被严格限制举行，工人们没有了任何组织集会和结社等自由，甚至连娱乐活动都被禁止，失业人口数量大增，城内社会问题频频发生。在郊区农村，农民的革命运动也被严格限制，有的农民运动力量强的县、乡，国民政府便派兵驻守，随时打压，很多农村的武装力量被摧毁，农村党组织负责人和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多数被杀害。农村的地主、土豪、劣绅卷土重来，反攻倒算，革命的成果一夜之间消亡殆尽。

　　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与牺牲付诸东流，中国共产党组织与国民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损失。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没有被吓倒，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没有停止。他们从失败的痛苦经历中汲取教训，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揩干净身上的血迹，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及时纠正错误路线和错误思想，转变斗争方向，号召各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1927年6月，参加中共五大的陕西代表黄平万回到西安，根据五大关于改变区委建制，按行政区划设置党的组织系统名称的决定和中央对陕西的指示，陕甘区委负责人李子洲、耿炳光、魏野畴、黄平万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决定将中共陕甘区委改组为中共陕西省委，将全省划为六路，由省委负责人担任特派员。同时，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安市委，因形势严峻，市委没有配专人负责，只组织了一个训练委员会。但因白色恐怖日益严重，训练委员会无法开展工作，不久便自行解散。这时，西安市的党组织和党员人数锐减，基层支部由42个减少到10个，党员人数由881人减少到110人，革命出现严重危机。

潘自力

　　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提出“党到军队中去”“党到农村中去”。会后，由省委候补委员潘自力兼任西安市委书记，省委常委李子健兼管市委宣传工作，杜衡负责组织工作。11月，潘自力调省委农民部工作，由蒲克敏接任市委书记。在此期间，党的工作有一些起色，党的组织有一定发展，到1928年初，党员发展到136人。

“西安九烈士”:第一排左起分别为王德安、李嘉谟、方鉴昭，第二排左起分别为冀月亭、校明济、任醴，第三排左起分别为徐九龄、李维俊、王文宗

　　1928年5月，蒲克敏奉命到省委负责宣传工作，卫志毅接任市委书记。渭华起义爆发后，国民党陕西当局与地方反动势力相勾结，在关中地区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6月17日，国民党西安反动当局在西安北关活埋了分别在西安和渭南地区先后逮捕的共产党员李嘉谟、校明济、任醴、徐九龄、方鉴昭、王德安、王文宗、冀月亭、李维俊等九人(史称“西安九烈士”),制造了震惊西北的六一七惨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还在西安和武装暴动的重点地区设立了“清乡团”“铲共团”,实行“连保法”“连坐法”和保甲制度，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市委书记卫志毅受到通缉，在西安无法立足。10月，党组织调其到河南担任中共郑州市委书记，刚刚有了起色的西安党组织和革命活动再次受到严重损失，党员人数再次锐减到10余人，中共西安市委被迫停止活动。

　　1929年2月初，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程士诚、省委书记马云藩相继被捕叛变，致使党、团省委主要负责人等10余人先后被捕，党团机关遭受严重破坏，西安党组织及其工作也受到严重损失。鉴于恶劣的形势，一时无法恢复西安市委，临时省委指定候补常委徐振化负责西安市党的工作。这时，西安市只有1个党支部，8名党员。9月，徐振化放弃工作擅自回家，省委先后确定省委常委张蔚森、省委委员闵继骞兼管西安市党的工作。

　　1930年7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决定将临时省委改为中共陕西省委，重新成立中共西安市委，吉国桢任书记。10月，省委委员、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薛永寿被捕，吉国桢、部分市委委员和一批党团员被捕，市委工作被迫停止。

吉国桢

　　10月下旬，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军阀大战结束，当时追随蒋介石的杨虎城率十七路军入陕。杨虎城部秘书长、共产党员南汉宸随先头部队进入西安后，释放了政治犯，被关押在西安的30多名共产党员出狱，重新组建了中共西安市委，书记由省委常委张国藩兼任。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共陕西省委以西安市委书记张国藩“消极怠工”、犯有右倾错误为由，于1931年3月撤销张国藩省委常委和西安市委书记职务，并开除出党，西安市委同时被撤销，由省委秘书主任焦维帜兼管西安市党的工作。7月，中央巡视员刘少文来陕，批评陕西省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于8月改组省委，重新成立西安市委，雷□□(名字不详)任书记。当时，偌大的西安市只有10名党员，后来因为西安日报社工人之间的籍贯矛盾没能处理妥善，党员减到仅剩四五个人，形势很危险。

　　1931年9月，省委将雷□□调任省委宣传主任，派李艮任西安市委书记。不久，省委决定撤销中共西安市委，将李艮调离，西安市党的工作由省委宣传主任雷□□兼管。九一八事变后，西安的抗日反蒋运动逐渐兴起，为了领导西安人民广泛开展的抗日反蒋运动，省委于1932年初决定并重新组建了中共西安市委，由省委常委王松年兼任市委书记。不久，王松年自动离职回了华县老家，市委工作陷入停顿状态。

　　1933年4月，中共西安市委再次成立，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提议，由孟用潜(化名曹长清)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但孟用潜离开了西安而没有到职。省委又决定由私立西安民立中学学生党员宁耀峰担任市委书记。这时，全市有党员60人，但多数在杨虎城的部队中，地方仅有党员20人左右。1933年7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和省委常委杜衡被捕后叛变。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肃反委员会根据这两名叛徒提供的情况和党的组织名单，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党、团省委和西安市委同时遭到破坏，市委书记宁耀峰被捕，市委工作因此而中断。

　　8月，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贾拓夫在去江西瑞金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之前，指定卢志远负责西安市党的工作。8月底，刘映胜由陕甘苏区回到西安，主持并组建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9月初，临时省委决定重建中共西安市委，由张鸿博任书记，黄士贞、丁志明、胡明伦任委员。不几天，在市委各委员尚未得到任职通知的情况下，市委书记张鸿博被捕，刚刚组建的市委未开展工作又遭到破坏。

　　9月上旬，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书记刘映胜委派从蓝田回到西安的杨文谟担任西安市委书记，并令他寻找党的组织和党员，重新组建中共西安市委。正当市委刚刚组建开始工作的时候，由于叛徒告密，临时省委于9月19日遭到破坏，西安市委书记杨文谟被捕，市委亦被破坏。10月，余海丰、孙作宾等人再次组建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同时重建了西安市委，由王好勤负责市委工作。11月，临时省委书记余海丰被捕，临时省委和西安市委停止活动。

　　1934年3月，共产党员魏光波受中共中央委托，从上海回到西安负责陕西党、团恢复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他在与中共陕西临时省委负责人孙作宾取得联系后，在西安市盐店街召开了活动分子会议，决定将临时省委改组为中共西安中心市委，代行省委职权，魏光波任书记。西安中心市委下辖15个党支部和1个党小组。10月，中心市委书记魏光波、组织委员严克伦先后被捕，中心市委被破坏。1935年夏，中央特派员姜旭来西安进行恢复西安市委的工作。不久，姜旭因一同工作的张公干被捕而回到陕北苏区，市委未能建立起来。1936年夏，陕西临时省委青年委员姚权被捕叛变，出卖组织，西安许多党、团员和进步师生因而被捕。至此，西安党组织全部停止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