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条人工渠，它被誉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是人类历史上的惊世之作；有这样一条人工渠，它让世界第一次见证了中国人民创造奇迹的能力；有这样一条人工渠，它所蕴含的精神历久弥新，永远都不会过时。这条人工渠，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红旗渠。

历经岁月流转，56年的积累沉淀，这是一份特殊的档案，岁月和时代也在这份特殊的档案中，得到不一样的解码。

1954年除夕之夜，在河南林县（今林州市）桑耳庄，一个微弱的声音传来：“孩子，这就是命，人不能不认命啊！”桑老汉安慰着蹲坐在地上抱头悲痛的儿子，嘴里不停地重复着刚才那句话，坐在地上的男子名叫桑大民，就在几分钟前自己刚刚过门三天的妻子，在他们的新房中上吊自杀了，而原因很简单，只是因为一桶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原来，桑老汉挑着一担水从外面回来，过门不久的儿媳妇出村去接公爹，当她接过担子，快到家门口的时候，脚下一滑，被石头绊倒了，这一担水被洒个精光。全家人眼睁睁地看着包好的饺子却没水下锅，无奈之下，丈夫桑大民只好出去借水，当饺子已经煮好端上桌时，刚过门的妻子却因为懊恼羞愧已经悬梁自尽了。

故事听起来似乎有点离奇，一桶水而已，难道真的就能让一个人为此想不开而选择自杀吗？放在其他地方可能不会，但是在林县，水比天大、水能买命。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缺水到底缺到了什么程度呢？这样的人间悲剧与红旗渠到底有着怎样特殊的联系？

提到红旗渠，就不得不想到一位满头白发、慈眉善目的老人——杨贵，被誉为“红旗渠之父”。1954年5月的某一天，26岁的他被任命为中共林县县委书记。正是由于他的到来，让这座偏僻的小县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是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

饱受缺水的苦难

杨贵出生于河南省汲县（今卫辉市）罗圈村，他出身贫苦，14岁时便参加了革命工作，入党后因表现优秀，被组织任命为当地抗日救国会负责人。在战争岁月里，他就听说过林县“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由于打不出水井或井水少，许多林县人只好长年挑水吃。缺水，是林县最大的困难，但是究竟缺到何种程度，在来林县之后，杨贵的亲身体会才让他深感现实更残酷。杨贵到任以后，走街串户，踏遍了林县的角角落落。当时全县共有550个村，严重缺水的就有307个，其中有一个区有5万人，但是只有三口井。有这样张照片，形象地记录了当时的生活现状，排队接水的人已经几十米长，而井口被麻绳长年累月地磨出了一道道深沟。更多的人，只有往返十几公里山路，走一天一夜才能担到一担水。老百姓长年累月不洗衣服不洗脸，只有婚丧嫁娶逢年过节时，才舍得舀上一瓢水，全家洗个脸好见人，洗完的水，还要澄清再用一次，最后才拿去喂牲口喝。在当地有这样一种现象：林县的姑娘嫁人，不图你家有钱有地，就图你家有水洗脸。同时，还流传着一首脍炙人口的民谣：“咱林县，真可怜，光秃山坡旱河滩；雨水冲得粮不收，雨水旱得籽不见；一年四季忙到头，吃了上碗没下碗。”

杨贵这样说道：“我在前线打仗时就已经比较困难了，到林县去吃饭，那比前线打仗时候还要困难，这让我很难过。在我的记忆中，林县是一个解放得早的老区，可以说政治上翻身了，在经济上却贫困得厉害。”那么，林县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理位置呢？它处于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恶劣的自然环境是这里缺水的主要原因。据史料记载，从明朝正统元年(1436)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共500多个春秋，林县发生自然灾害100多次，大旱绝收30多次，其间，人吃人的惨剧就发生过五次。

回顾历史

根据《林县志》记载，林县有爱国渠、黄华渠、洪玉渠、永惠渠和桃园南渠等等。既然在林县境内，有这么多的水利工程，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变化，到了近现代缺水的问题，为什么还是没有较大的改观？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在林县境内洪谷山的半山腰上，有一条人工开凿的小渠沟，围绕着山腰。这条长九公里、宽一尺半的水渠，全部采用槽形石块修砌，一直延伸到山脚下，流进村庄和田园。这条蜿蜒的小渠，被林县的老百姓称为“谢公渠”，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县令谢思聪主持修建的，也是林县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最大的一项水利工程。沿途12个村庄的用水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是这些工程也只是解决了部分村庄的用水问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林县缺水的状况。当时全县的耕地面积共有98.5万亩，但水浇地只有1.24万亩，粮食产量很低，缺水还是很严重。所以，林县最大的困难就是缺水，而由此产生的后果则是：没有水，农民不讲卫生；没有水，发展不了经济……严峻的现实深深地刺痛了杨贵的心！

走马上任  誓死要与林县共进退

革命战争年代，杨贵冲锋陷阵、英勇无畏；如今，面对眼下的困境与挫折，他更不会退缩。为了表明自己誓要与林县人民命运与共的决心，杨贵专门将妻子和三岁的孩子从60公里外的安阳老家接到了这个条件极其艰苦的穷县城。这一举动，让老百姓看到了这位年轻的县委书记铁心扎根穷山沟的一片赤诚。

1955年冬到1956年9月，林县人民在杨贵的带领下组织修建了淇河河畔的淇河渠，使之成为林县南部最重要的引水工程。通过这些工作，杨贵积累了经验，增强了信心。他心中也盘算起了更大、更多的水利计划，并向上级做了汇报请示，也得到了肯定和支持。

根据全国山区座谈会议精神，1957年12月杨贵主持召开了中共林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会上他做了《全党动手全民动员苦战五年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报告。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全县男女老少都被动员起来，开启了愚公移山似的伟大事业，一场大兴水利的人民战争，在林县风风火火展开了。没有建筑材料，就凿山开石当作工程用料；没有现代化运输工具，就车拉肩扛；连孩子们放学回家，都会自觉扛一块石料，送到工地现场。仅两年时间，全县就打出旱井5000多口，砌蓄水池上百座，世代饱受干旱之苦的林县人民热情高涨，林县水利工程成效显著。

林县在杨贵的带领下，所取得的成绩很快就传开了，迅速登上当时的《人民日报》。

1958年11月，杨贵到新乡参加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晚饭后，他到驻地附近的一家浴池，准备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刚把身子泡进澡堂子，雾气腾腾的浴室门口，忽然有人高喊：“杨贵同志在里边吗？”来人是新乡地区公安处处长高雷，杨贵赶忙答应，高雷紧接着喊：“快穿衣服，有急事，有人要见你！”杨贵浑身湿漉漉地匆忙穿上衣服，就跟着高雷上了吉普车，一路风驰电掣，驶向了新乡火车站。

当杨贵走进这节车厢才知道，要见他的竟然是毛主席。原来，毛主席到河南主持召开郑州会议，路过新乡时做了短暂的停留。毛主席有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把当地的主要干部叫到专列上来，同大家聊聊天，听听想法。当杨贵走进车厢，毛主席把目光落到他身上，说道：“你就是林县的杨贵吧！我知道你，听说你治水很有一套嘛。”杨贵脸色一红，当即回答道：“主席，我们做得还很不够，仅仅搞了几个小渠，林县目前还有很多人吃不上水。”很快，会谈结束了，当大家准备离开时，毛主席特意握住了杨贵的手，叮嘱道：“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办水利。”有了毛主席的鼓励，杨贵更是踌躇满志，誓要再接再厉，绝对不能辜负了主席的叮嘱，不能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1959年这一年，全国遭遇了新中国成立十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经流林县的三条水利河断流，刚建成的水利工程成为摆设。大旱迫使老百姓又回到了翻山越岭取水吃的绝境之中。没有足够的水源注入，即便是修再多的水利工程也无济于事，这是林县世世代代都要经受大灾迫害的最根本原因。此时的杨贵心情格外沮丧，之前的全部努力，难道都要因为这次大旱而付之东流了？！

思虑了半天，杨贵心中有了主意，既然没水，那就“变”出水来。大旱日益严重，杨贵和县委领导班子分成三路去找水源。三个找水小组，其中的两个小组不久后都失望而归，他们勘察了淇河和淅河沿线，水量皆不堪用。而杨贵带领的小组，沿着浊漳河一路盘山而上，却有了喜出望外的发现，他们顺着陡峭的山崖攀爬向上，终于听到了山谷里隆隆的水声。只见脚下湍流的河水击打着岩石，激起一人多高的浪花。大旱之下的浊漳河竟然有如此丰沛的流量，这给杨贵以及所有林县人民带来的希望。

浊漳河沿线标注的地名，被杨贵圈了一个遍，弯弯曲曲的沿线在坟头岭汇集，这意味着未来的引水渠要面对的层层阻力，工程难度和工程量之强之大让人望而却步。不过，一旦这个设想实施成功了，就能把浊漳河主流河道里的水引进林县，这样一来，林县几千年来存在的缺水问题将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刻不容缓的现实激励着杨贵带着足以改变林县命运的浊漳河资料回来了，他在脑海里勾勒着施工图，只不过当他把想法讲给众人听后，在场的大部分人非但没有激动，反而是一盆冷水浇了下来，将杨贵刚刚燃起的希望再次浇灭。一位年长的县委干部领导感叹道：“娃娃，还是太年轻啊！”

“引漳入林”计划一直是林县人民的夙愿，只不过，面临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想要把漳河水引进林县，无疑是在天上修一道天渠，这对于长年连饭都吃不饱的林县人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

对于世代缺水的林县，杨贵心里明白，工程上的困难不算困难，最大的问题在于怎样凝聚人心，怎样发挥集体力量和智慧。既然我们难以改变大自然给予林县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生存条件，那么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创造有利的条件，把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动员起群众，把有限的力量转化到无限的精神中去，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当历史的接力棒交到这位年轻的县委书记杨贵手里时，他会怎么完成这次考验？1959年秋刚过，杨贵交代妻子用家里仅存的一点细粮准备了一桌饭菜，有烙饼、大葱、面酱，这在当时的年代，已经很丰盛了，杨贵把县里的一些主要领导干部和老同志请到家里。面对这场“盛宴”，众人迟迟下不了筷。因为干旱，今年的收成不好，作为领导干部、党员干部，却无能为力，大家心里都不是滋味，即使现在面前摆的是满汉全席，怕也难以下咽。杨贵打破沉默，语重心长地说道：“我知道大家对于修渠的想法，困难程度可能是我们都无法想象的。修了渠，是一场尝试，说不定就成功了呢！不修渠，我们以后还是这种困境。办法总还是要试一试的，总不能让一桶水换一条人命的惨剧再次发生吧！”

听完杨贵的话，在座的许多人眼晴都湿润了，这些干部，大多都是林县本地人，他们太知道因为缺水，林县人遭受了多少苦难，绝不能再让悲剧重演了。随后，杨贵从怀中掏出与毛主席的合影，把毛主席的叮嘱说给大家听，鼓励大家，有政策的支持、党的领导，我们万众一心，就一定能把这条渠修出来。

数万英雄显身手  威风凛凛战漳河

随即，林县县委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达成一致，下定决心一定要将漳河水引到林县来。在经过两年的勘测和准备工作以后，1960年林县召开广播誓师大会，通过大喇叭，向全县人民宣读了《引漳入林动员令》，号召全县人民都投入“引漳入林”的工程中。就在动员令发出的第二天，几万大军战太行的壮阔景象，就出现在了太行山上。在艰难的进军路上，社员们高声歌唱：“贫下中农志如钢，千军万马战太行。劈山引水为革命，定牵漳河回家乡。”而此时的县委书记杨贵头戴安全帽，脸上充满自信，率先垂范走在了革命队伍的最前头。有的山崖上根本没有路，修渠的工人们就鼓足勇气，侧身躺在凸起的石壁上，一个接一个地爬过去；没有住的地方，大家就天为被、地为床，有的甚至住在岩石缝里。

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大家热情高涨，计划正在如火如茶地进行。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是骨感的。在那个物资匮乏、技术落后的60年代，没有科学有效的地质勘探、精准测量，只靠理想和蛮干是不可行的，“引漳入林”工程在开工十天之后，被紧急叫停。

杨贵沿着渠县工地一路走访，发现这种不讲方法、各自为政的人海战术，不仅大大降低了工程效率，而且由于战线拉得过长，摊子铺得过大，严重影响了沿途村庄百姓的正常生活，施工队白天黑夜炮声不断，碎石满天飞，炸毁了沿渠的树木，砸破了房上的瓦，施工现场可谓是混乱不堪。众多问题迫使当时的县委领导班子不得不及时调整方案，纠正错误，减轻人民负担，平息民怨。

具有转折性的会议

接下来在林县召开了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盘阳会议。在这次会议中，杨贵作为施工总指挥，与众多技术人员和民工代表进行座谈，虚心听取意见，调整了总体工程部署和战略布局，采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办法，改变全线出击、力量分散的被动局面，把总干渠的工程分为四期，“干一段，成一段，通一段”，以水促渠，让群众看到成绩，看到希望，增强胜利的信心；同时号召大家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在会议的最后，杨贵提出，将“引漳入林”工程命名为“红旗渠”，表示高举红旗前进，不把漳河水引进林县绝不收兵。

正是在这次会议之后，“红旗渠”这个名字，第一次展现在了历史舞台上，更是在以后得到了国际上的关注，一些外国水利专家好奇地询问当时的修建技术。人们不禁感叹中国人到底用的是什么魔法，能够在一条悬崖峭壁上，修建出一条“人工天渠”来。要说魔法，我们肯定没有，但是比魔法更为有效的是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的力量。

1965年4月5日，无疑是林县历史上最盛大的节日。经过五年的艰苦奋斗，林县人民迎来了红旗渠总干渠的通水仪式，期盼千年的“引漳入林”愿望得以实现。原计划通知来参加通水典礼的是一万人，但当时来观礼的群众漫山遍野，长长的队伍都看不到头。

在总干渠建成通水之后，又经过五年时间，三条支渠的水也建成通水，前后用了十年时间，逢山凿沟，遇沟架桥，硬是削平了太行山上1250个山头，挖砌土石达2225万立方米。据计算，如果把这些土石垒成高2米、宽3米的墙体，这面墙可以纵贯祖国南北，把广州与哈尔滨连接起来。红旗渠的成功修建，不仅引来了滚滚漳河水，而且诞生了伟大的红旗渠精神：“红旗渠是一个典范，它体现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可贵精神。”它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并行，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创造的奇迹不仅属于太行山，也属于全中国，属于全世界。

张欢  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指导教师：姜建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