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过半，正当全国上下的工业建设如火如荼进行着的时候，高教部部长杨秀峰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来到毛主席的办公室。“主席，如今我们立了宪、确定了领导班子、拥有了肯吃苦耐劳的人民群众，可这人才，不瞒主席说，我国实在是紧缺呀！”

　　“秀峰，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也很清楚，我们国家不仅人才紧缺，而且都集中在了沿海地区和大城市，这西部地区还是一片荒凉啊，你是高教部长，依你之见，应如何改变现状？”

　　“这教育是国家发展大计，人才不能光靠送到国外留学，我们要自己培养属于我们国家的土生土长的人才，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把我国的高校迁一部分到西部去，主席看怎么样？”

　　话音未落，突然门口传来一声“好！”，周总理笑吟吟地走进来，拍了拍杨秀峰的肩膀：“我们是这个时代的开拓者，就是要大胆一点的嘛，我同意高校西迁，依我之见啊，我们就西迁交通大学，西部地区是我们国家文明的发源地，我们的革命虽从南方开始，但我们的革命高潮也是在西部啊，建设西部很有必要，北大清华地处首都，西迁势必会引来很大的争议，交通大学师资力量强，学风好，建校基础久，而且上海现在也不太平，还是有面临战争的危险的，交通大学西迁也能保护我们的机电工业，一举多得。我看，就迁到西安去，事不宜迟，秀峰啊，你抓紧去办这件事，有什么困难不要不好意思讲，党中央会全力支持你们的工作。”

　　“是！”杨秀峰快步走出主席的办公室，赶回高教部。几分钟后，交通大学校长彭康接到了杨秀峰打来的电活，电话中杨秀峰开门见山，直接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和意见。彭康可谓见惯了各种大风大浪，然而刚听到这个消息时，还是大吃一惊，不过他迅速意识到，此事远不止迁校那么简单，放下电话，他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给秘书打电话，推掉今日的所有工作，通知总务长任梦林立刻来他的办公室。

　　他的双臂架在桌上，托着头，一动不动，他闭着眼，但头脑十分清醒，他暂不打算将迁校之事公之于全校师生，“西安”开始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他清楚地知道，对祖国建设而言，这可是个绝佳的地区。但是，与繁华发达的上海大都市及温暖湿润的南方气候相比，师生们能不能适应落后的西部地区，能不能习惯干燥的北方空气，还是个未知数。

　　“老彭！”突然一声呼喊打断了彭康的思绪，“我这敲门你也没回应，喊了你好几声了，出啥事了，这么着急叫我过来，我听秘书说你把今天的工作都推了，肯定有很重要的事吧。”任梦林预感到此事的不简单。

　　彭康将首长的指示传达给任梦林，在此之后，彭康又很快主持召开校党委会、校务委员会，不久后，中央的正式文件下达到交通大学，彭康立刻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正式传达西迁指示，动员全校西迁，尽快统一思想。令他万万没想到，原以为西迁计划在学校中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之声，意外的是，到西部建设祖国似乎已成为传遍校园的共识，校内的几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坚决拥护，甚至请命随校西迁，到西部去为祖国奉献自己。彭康当即拍板，率人直奔西安，探寻学校新址。

　　此时的彭康已经55岁，路上的辛苦在到达西安的那一刻消失殆尽，他率人立刻投入选址工作中，接连几日的考察，依旧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校址。这一天，又是从早到晚地四处寻觅，当彭康一行人在走回住处的路上时，突然，不远处一片广阔无垠的麦田映人眼帘，真可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彭康眼前一亮，“诸位，这一大片麦地地势平坦，而且远离文化区和工业区，离市区也比较近，既方便环境又好，很适合师生在此学习和生活啊。”当晚，彭康就拜访了时任陕西省省长赵寿山，说明了他看中的新校址，彭康一宿没有合眼，与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同事们商讨迁校事务。与此同时，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对交大内迁西安这一国家战略也倍加重视，全力支持，即刻做出规划，交通大学新校址破土动工，1956年9月开学之前，务必建成。

　　次日，彭康坐上返回上海的列车，他上车办公，下车开会，选出西迁西安和留守上海的两部分师生。经过他的劝说和动员，学校的大部分师生都愿意随校西迁，而中央也下达指示，要在上海留底。1956年8月，交大西安新校区主体部分基本竣工，这个夏天极为炎热，师生西迁的热情更加高涨，学校文艺部向彭康提议，用跑马拉松的形式，庆祝“从上海到西安”的历史时刻，这个提议正说到彭康心坎里，就在开学前，交通大学组织了庆祝西迁的象征性马拉松，而这马拉松的最后一棒就非彭康莫属，从新校门跑到校园内部，几十米的距离却成为这段8万公里的马拉松中最令人心潮澎湃的一段路。随后的9月10日，在西安人民大厦举行了开学典礼。自此，西迁第一阶段圆满完成，彭康悬着的心也终于落下来。

　　一晃又是三年，西安校区发展蒸蒸日上，上海校区的社会环境也逐渐稳定。这时，中央又做出了一个令彭康和全体交大人都震惊的决定：西安、上海两部分单独成校，分别命名为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的生活环境不如上海，而且此时彭康已年近花甲，有人劝他回上海。

　　彭康沉默了一会儿，走到办公桌前，拉开中间的抽屉，拿出了一件用红布包裹的物件，恭敬而又小心翼翼地打开红布，里面是一张几寸大小的纸，他拿起这张纸样的物件：“各位看清楚了，这是毛主席三年前亲笔签发的交通大学校长任命书，我要对得起这张任命书，对得起毛主席和党对我的信任！”彭康坚定的信念让所有人都放弃了继续劝他的念头。彭康这一干就又是九年。

　　九年间，彭康领导西安交通大学师生主攻机电专业等重工业中最难啃的骨头，为国家输送了数以万计的人才。作为教师，他每天都奋斗在教学一线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着；作为校长，他每天都要处理接连不断的琐碎事务，作为一名党员，为党为国家为人民服务，是他一生奉行的行为准则。“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彭康虽已被解除职务，但全体西安交大师生依旧承认彭康是他们的校长。

　　“各位同学，这就是我们西安交大的西迁故事，相信你们今天在这座西迁博物馆，在我的讲解下，对西迁已有深入的了解，今年正值我校建校60周年之际，我校将与上海交大组织“重跑西迁路”的活动，同时，我校在创新港又建立了新的科研区，这被我们看作是新时代的小西迁，愿各位同学继续发扬西迁精神，在这片学习和科研的沃土上创造新时代的辉煌。感谢大家聆听我的讲解。”

　　博物馆内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每一位新生走出博物馆时，都更加自信更加热情。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理想与家国情怀。从司马迁的“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到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再到周恩来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无不是这一家国情怀和爱国精神的具体表达。同样，与交大西迁同载史册的还有一群以国家民族为重，舍小家顾大家的知识分子，比如著名数学家张鸿、电工学家钟兆琳、热工学家陈大燮等。他们以民族大义为念，以家国天下为重，毫不犹豫地投身祖国西部高等教育事业，真正做到重道义、勇担当，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而西迁也不再仅仅是一个动荡年代的迁址活动，更凝聚成为一种“西迁精神”，这种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支撑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不断奋进。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侯怡然

指导教师：陈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