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作潮

 　　“李先生被捕了，我也要走了。万一以后我回不来，你要记清楚一件事：我是共产党。我不叫蒋贵庭，我叫涂作潮。”

　　1942年9月，中共特工、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的原型、涂作潮的徒弟李白被捕时，涂作潮匆匆撤离上海，临行前对妻子张小梅叮嘱到。

 　　(一)涂木匠奉命到西安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加强了与张学良、杨虎城的联系，西北联合抗日的形势发展很快。

　　在此之前，国民党以西安为陪都，陇海铁路线也通到西安，使西安成为西北的桥头堡。国内旅行社、外国记者、西餐厅、大学等进入西安，国民党高官因“剿共”也云集西安，各种势力和各种信息都汇聚于此。中共中央急于通过西安搜集各种情报，了解国内国际局势，加强与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十七路军的联系。但由于西安和陕北仍处于军事对峙状态，人员往来不便，所以迫切需要加强西安和陕北之间的电讯联系。

　　1936年夏，在上海以牧师身份活动的地下党员董健吾，准备再次到陕北，传递南京国民党谈判消息时，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想起了一人，他连续两次急电，令上海地下党设法找到涂木匠，使“涂木匠6月12日随董牧师等到达西安”，于“7月20日进入苏区”。

　　涂木匠是谁？木匠与电讯技术有何关系？原来，涂木匠真名叫涂作潮，化名蒋贵庭，我党的无线电通讯技术专家，参与创建了我党的无线电事业。涂作潮1924年入党，1925年五卅运动后，被选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爆破技术。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涂作潮参与会务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鉴于国内红军急需无线电通讯技术人才，让他改学无线电技术，并说：“去学通讯，用心点。部队等着用人，我们没有人，没有掌握技术，部队缺乏联络。”涂作潮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当周恩来听说涂作潮为木匠出身，青少年时期学做木匠活，在长沙参加泥木行业总罢工时，就拍着他的肩膀，亲切地称他为“涂木匠”。从此，“木匠”便成了他从事地下工作的代号，也成了他终身的别名。

　　1928年底，涂作潮进入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主攻机务，学习电台修理。1929年底回到上海，在中央特科从事无线电通讯工作。1931年3月到赣南闽西根据地，任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大队政委、无线电通信材料处主任、红军通信材料厂厂长。他截获敌军电报密码，破译敌军电报，为红军反“围剿”作出贡献。中央红军长征后，身体有病的涂作潮毁掉通讯材料厂，于1935年4月辗转到达上海。

1944年涂作潮（中）到延安后

与红军时期无线电通讯老战友的合影

　　直到1936年9月，时任中国电工企业公司总经理兼工程师、曾为中央特科同事的蔡叔厚找到涂作潮，说有熟人找，并将周恩来的电报告诉他，然后给了他一封介绍信和40元钱，让他到西安去找党组织，信封上写着“刘多荃师长(张学良所部)收”。临走前，蔡叔厚说了1930年中共特科定下的暗号“革命成功后再见”。

　　就这样，涂作潮从上海出发，搭乘火车，于1936年中秋节前后来到了西安，住在西京饭店，化名蒋贵庭，开始他在西安的特殊经历。

　　（二）木匠安装地下电台

　　涂作潮到达西安后，积极准备前往陕北。这时，上海党组织指示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刘鼎与涂作潮联系。刘鼎当时为张学良秘书，负责红军同东北军高层联络工作，他与涂作潮也是中央特科时的同事。

　　刘鼎在西安找到了涂作潮，将他安排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附近张学良卫队营的警戒区内，以保证安全。

　　由于刘鼎急于和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建立电讯联系，他知道涂作潮是电台专家，就请涂作潮安装一台能同延安通报、花钱最少、体积又小的电台。据《刘鼎传》记载，涂作潮立即动手，先是用15块大洋买来一台日本收音机，再用了两天时间，就将其改装成一部5瓦“哈特莱”式的小型电台。又沿屋脊拉了一条天线，像收音机天线一样，不致使人怀疑。这样，直线距离300公里的保安与西安之间，第一次有了电台联系。两天后，刘鼎告诉他，和延安联系上了，电台虽小，但性能很好，只是由于市内干扰大，声音小，在市外声音则大一些。接着，涂作潮又应刘鼎的要求，装配了一台能用干电池做电源的5瓦电台，并亲手做了一个装电台的木箱子。这部电台小巧灵便，便于保密和机动，可避开国民党当局分区停电的测向侦察。

　　在保安的中共中央也在建立电迅联系，需要涂作潮前往。9月至11月间，中央几度电令涂作潮从西安去苏区，参与中央电讯工作。但刘鼎感到西安的电台建立不久，可能还要建立新的电台，涂作潮在西安责任重大，因而几度“抗旨”。10月12日，刘鼎电告中央说：“目前（木匠）尚不能来苏区。只待此地的小家伙造好，交坤儿（彭绍坤），即可来家（苏区）做事”。

　　刘鼎所说的“小家伙”，是指涂作潮正在为刘鼎建立的七贤庄一号地下交通站制作电台。

　　1936年6月，应刘鼎邀请，德国牙医博士冯海伯到西安，在革命公园西边崇廉路（今西七路）一带，租下了新落成的七贤庄一号公寓，挂出“德国牙医博士冯海伯牙科诊所”的铜招牌，开办了牙科医院。刘鼎以此为掩护，建立了红军地下交通站。他请涂作潮在地下室安装了一部电台，成为我党在西安的又一个秘密电台。这里就是后来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所在地。

　　10月14日，毛泽东亲自电告刘鼎，“木匠工作如完毕，望告来苏区一行”。11月1日，奉命到达西安的叶剑英与刘鼎再次“抗旨”说：“木匠此间工作未完，要留较长时间”。11月 15日，刘鼎又报告中央，“（木匠）目前尚不能来……如木匠不来而对家中无技术质量的损害，可留在我处，我有多方用途”。

　　就这样，涂作潮被留在了西安，一直到西安事变爆发。

　　西安事变前夕，上级需装配一台能和全国通报，功率达100瓦的电台。涂作潮从刘鼎那里受领任务后，即冒险上街采办零件。没有合适的变压器，他就根据电台功率的需要，计算出变压器铁芯的面积，再根据铁芯的面积，计算出线圈的匝数，然后亲自动手绕制变压器。当时西安买不到 866型号的水银真空管，他便设法用4只80型号的真空管来代替。其余的211型号真空管、滤波器、虑波扼线圈、天线、安培表等零件在西安买不到，他便开好单子，由刘鼎派人乘飞机到上海去买。西安事变前3天，他奉命搬进了张学良的公馆，在那里继续装配电台。

　　西安事变爆发时，他看到张学良公馆的人员进进出出，形势紧张，但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到了12月13日白天，喜形于色的刘鼎才告诉涂作潮，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扣留了。

　　西安事变后不久，刘鼎派人用卡车把这部100瓦的电台从张公馆搬出去，移到七贤庄红军驻西安办事处。出门时，有人照了张相片，这张照片便成了我军通信发展史上珍贵的历史见证。在七贤庄，涂作潮见到了李克农、曾三、伍云甫等同志。这部100瓦的电台重新装配好后，便交由办事处的领导使用，通讯效果很好，使我党及时掌握西安形势发展和全国动向，向全国通报红军的主张，对党的决策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部100瓦的电台白天收听陕北苏区“红色中华社”的新闻电讯稿或公开的中共文件，晚上夜深人静时，再转播出去。当时陕北苏区的电台功率小，东南沿海、西南方面尚听不到苏区的声音，这部电台能将信号发布到全国大部分地区，甚至远到苏联、日本都能收听得到，极大地宣传了党的正确主张。

（三）周恩来到木匠处刮胡子

　　张学良回忆说，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彷徨束手，问策无人，只好电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决策。12月17日，张学良派刘鼎用自己的飞机将周恩来接到西安。

　　周恩来在西安西郊飞机场乘车直奔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他想在见张学良之前，刮掉留了近十年的胡子，所以途中就对刘鼎说：“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暂时停一下，我要剪剪胡子。”

　　“有。就在张公馆同街，我们有个秘密据点，涂作潮同志住在那里。”刘鼎说。

　　周恩来一听很高兴：“好啊，涂作潮同志我认识。”

　　涂作潮就住在金家巷内，租用当地居民的房子，与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在同一排，离张公馆比孙铭九还近。

　　刘鼎带着周恩来到涂作潮家，涂作潮正埋头焊接线路。他听到有人进门，不由得抬起头来，身穿黑色中山装的周恩来也看见了涂作潮。他们自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江西分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周恩来紧紧握着涂作潮的双手，亲切地说：“木匠啊，木匠，我们又见面了！这些年你辛苦了。”

　　涂作潮眼里噙着泪花，他想告诉周恩来，自红军北上后，通讯材料厂毁掉了机器，身为厂长的他被派往两千多公里以外的湘西寻找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他历经千辛万苦，独自一人去找到党组织。可此时，他却不知说什么好。只是简单地重复着: “你好!你也辛苦了!……你也辛苦了!”

　　　周恩来摸着自己的胡子说:“喂!木匠，你看我的胡子这样长了，你有刮脸刀吗?”

　　“有，只是不太快了。”他回答说。

　　周恩来说：“不要紧。”

1944年12月30日涂作潮（右三）特科战友在延安合影

　　涂作潮让周恩来用热水敷了脸，周恩来拿起涂作潮的刮胡刀，但刀子太钝，刮不下来。周恩来又问涂作潮有没有剪刀，涂作潮赶紧从抽屉翻出一把电工用的破烂剪子，刀口不利，又找了一把，还是不行。

　　这时，张公馆来人催请，周恩来只好将就着剪掉胡须，也顾不得长短不齐的胡茬子，简单整理了一下衣服，就向张公馆走去。

　　涂作潮受多年地下工作的训练，少言少语，他料想周恩来是为西安事变而来，但他没有多问。后来消息公开，他才知道周恩来到西安调停，与南京政府的代表谈判，肩负着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使命。

　　涂作潮在西安第二次见到周恩来，是在七贤庄1号红军联络处。那时大功率电台已运到七贤庄，周恩来和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谈话时，涂作潮也在场。此后，史沫特莱每晚在张学良的司令部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使史沫特莱成了一个国际人物，并被贴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的标签。

　　（四）涂木匠重返上海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涂作潮乘卡车撤退到云阳红军总参谋部。在云阳，他见到了叶剑英，并在这里再度施展了一次不凡的身手。当时红军总参谋部正焦急地与西安办事处联系，但报务员却怎么也叫不通。这时，涂作潮叫报务员给他发报用的手键，结果叫通了办事处的电台。

　　为了适应西安事变后的新局面，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开始考虑恢复上海地下电台的大事。

　　1936年12月31日，李克农把涂作潮找去谈话说:“你回上海工作吧，你对上海熟悉。”

　　李克农又对在场的潘汉年说:“老涂交给你了，小开。到上海恢复电台工作有几个问题:一是关于老涂提出的设法开个店掩护工作的意见，我们同意;第二，他还没结婚，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三，明天老涂先走，小开你把地址告诉老涂。”

　　“小开”是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潘汉年的化名。潘汉年先到回上海，涂作潮过了几天才离开。

　　涂作潮临行时，周恩来又找到他，交给他一支自来水笔，告诉他这支自来水笔中藏有一封给张学良的信，要他到上海后，过一个星期把它交给潘汉年，然后由潘汉年转交给张学良。这时涂作潮在西安事变时期与周恩来的第三次相见。

　　涂作潮出发前，刮了胡子，他看看手中的这把周恩来用过的刮胡刀，仔细地将它擦净后包好，只在心中说了声：“西安，再见！”

　　涂作潮重返上海后，仍以蒋贵庭为名，先住进了新闸路旅馆，后与一个叫宋金朝的巡捕在赫脱路（后常德路）572号合租了门面，开了一家恒利无线电修理公司。他以巡捕房客为“护身符”，以修理无线电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这时，已经三十多岁的涂作潮还是光棍一条，宋金朝向他介绍了寡居的张小梅，他俩就结了婚。

　　2012年，涂作潮的儿子涂胜华曾对人说，电视剧《潜伏》里的余则成和翠平是“假夫妻、真同志”，他的父母却是“真夫妻、假同志”。

涂作潮与妻子张小梅及孩子在延安合影

　　涂作潮的秘密工作都是背着妻子张小梅进行的。张小梅是一位传统的中国妇女，文化水平不高，一心操持家务，几乎不过问涂作潮的事，对涂作潮摆弄的那些电子零件更是一窍不通。

　　涂作潮的秘密工作连自己的妻子都瞒过了，更何况是敌人。直到结婚五年后的1942年，他的徒弟李白被捕，涂作潮面临身份暴露的风险，不得不紧急撤离上海。临行前，他才对张小梅道出了实情，说出了本文开头的那段话。此后，涂作潮先到新四军中，后到延安工作。

　　建国后，涂作潮在第一、第四机械工业部工作。1981年11月8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的陈云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涂作潮。

1981年11月8日，陈云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涂作潮

　　陪同人员有特科时期的李强、曾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国家安全部首任部长凌云等。那时，全国在1924年入党的党员也就120多个。陈云紧握涂作潮已经瘫痪了12年的右手，对涂作潮的革命贡献表示极大的肯定。

（西安文理学院   张嘉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