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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写党史
解放西安75周年 画说党史 大学生写党史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西安百年历史的第一
大学生写党史 解放西安75周年 画说党史 大学生写党史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西安百年历史的第一
下笔锦绣、腹有良谋:播火先驱魏野畴

“魏野畴是老同志,有学问,他还有著作,我看过,写得很有水平。陕西历史上人才是不少的!”——毛泽东


(一)在西安播撒革命火种


1924年初,正是春意萌发的季节,一个身着蓝色布袍的青年,手提木箱,行色匆匆地来到西安西大街城隍庙后街4号省立第三中学。第三中学校长刘安国(刘依仁)热情出迎。


“欢迎师弟来三中屈就。”


“哪里,感谢师兄抬爱。”


刘安国是陕西华县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参加过五四运动。他思想进步,办学有方,大胆聘用革命人士,使学校焕发出勃勃生机。他所欢迎的青年,正是他新聘的教导主任、西北地区共产主义启蒙运动的先驱、西安党团组织的重要创始人魏野畴。


1

学生时代的魏野畴


魏野畴对这里十分熟悉,因为省立三中就是他所上的西安三秦公学,他就是从这里考入北京高师的,只不过名称发生变易。


魏野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比刘安国低一级。在北京期间,他受到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与同学杨明轩(陕西户县人)和北京大学的刘天章(陕西高陵人)、李子洲(陕西绥德人)、杨钟健(陕西华县人)等创办《秦钟》和《共进》杂志,宣传新思想和新文化,号召陕西青年进行革命运动。


2

魏野畴给杨钟健(字克强)的信(手迹)


魏野畴多次进出北京,受李大钊教诲日深,是陕西籍学生中少数几个受到李大钊耳提面命的青年。1920年冬天,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初,由李大钊、刘天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经李大钊介绍加入党组织的还有李子洲和南开中学到北京来的学生武止戈(陕西渭南人)。而刘天章早在1921年7月,就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了党组织,是陕西籍中第一个共产党员。


1923年初,李大钊派遣魏野畴再次回陕,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中共党团组织。那时,李大钊正考虑中共党团组织在全国的布局,认为魏野畴是一个难得人才,希望他将共产主义的火种带到西安。魏野畴到西安后,以省立三中教导主任身份为掩护,后来还到西安第一中学任教员,积极培养进步学生,为创建西安地方党组织和团组织做铺垫。


1924年5月,已任青年团北京地委书记的武止戈回陕探亲,团中央要他帮助陕西建立团组织。6月上旬,武止戈到达西安,与魏野畴取得联系,发展私立成德中学学生张秉仁、杨宏德、宋健旭为团员,成立了团小组,由杨宏德负责,直属团中央领导。这是西安地区第一个青年团组织。


8月,从震旦大学毕业、在上海加入党组织的雷晋笙(陕西三桥人)回到西安,被聘为省教育厅《教育》月刊编辑兼西安一中国文教员。他与魏野畴联系,动员进步学生,举办暑期讲习会,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团小组的基础上,又发展了金鸿图、米暂沉、何受荪、杨博如、康少韩等加入青年团,改名为社会主义青年团西安第一支部,由张秉仁任书记,直属团中央领导。


7月,为了便于团组织开展工作,魏野畴发起组织了青年生活社,出版《青年生活》旬刊,团结教育青年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利用《青年生活》影响,魏野畴很快发展了高克林、张含辉、任致远、秋步月、张金印等人加入团组织。


同年底,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共产党员邹均(又名师守尊,陕西富平人)回到西安,也与魏野畴联系,在魏野畴发展的团员青年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西安支部,后称第二支部,也直接受团中央领导。


由于两个支部之间缺乏沟通,意见有分歧,妨碍了工作,都要求团中央予以整顿。1925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2月、3月,团中央两度派武思茂、崔孟博等来西安协调工作,合并两个支部为共青团西安地方委员会,以崔孟博为书记,魏野畴为委员。但在报请团中央审批期间,两个支部又分别开展活动。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决定扩大党的组织,在北京成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以李大钊为书记;筹备成立豫陕区委,以王若飞为书记,负责河南、陕西两省党的工作。由于北京政变后北方军事形势的需要,中共北方区委派安体诚(安存真)来西安做陕西军事工作,并负责整顿共青团组织和建立共产党组织。同时,共青团中央也派吴化之从上海来西安整顿团组织。吴化之途经开封时,王若飞也委托他在西安筹建党组织。9月,安体诚、吴化之先后到达西安,他们与魏野畴、雷晋笙等联系,决定对团员进行重新登记,加强内部团结,当时共28名团员,于10月4日成立了共青团西安特别支部。在此基础上,11月13日,扩大成立共青团西安地方执行委员会,吴化之任书记兼宣传工作,张秉仁担任组织工作,魏野畴、雷晋笙、张含辉、张金印、王观政、刘含初等为委员。机关驻地在西安桃胡巷。


为了加强对共青团组织和西安地区革命运动的领导,10月下旬,安体诚、吴化之与在西安的共产党员魏野畴、雷晋笙、刘含初商议后,正式创建西安党组织,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西安特别支部,以安存真为书记,隶属中共豫陕区委领导。


11月,王若飞正式派黄平万(黄世麟)来西安发展党的组织,西安党员人数陆续增加到20多人。1926年1月,中共西安特别支部改称中国共产党西安地方执行委员会,黄平万任书记兼做宣传工作,吴化之负责组织工作,魏野畴、雷晋笙、张秉仁、刘含初、吕佑乾为委员。地委机关先后在桃胡巷、太阳庙门街等地。


西安地委的成立,是魏野畴长期播种的结果,也是上级党组织关心支持的结果。这是陕西乃至之西北第一个党的组织,是党在“西北上的萌芽”。


 


(二)驱吴运动中的“学生司令”


1924年1月,国共合作建立后,革命形势迅速好转。同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立了国民军,促进了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当时,杨虎城任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不久又改编所部为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从三边地区南下耀县,成立三民军官学校,以魏野畴为政治部主任,魏野畴也是第三师的咨议。


此前,魏野畴应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的邀请,从北京到达陕北,任榆林中学国文和英语教师。魏野畴在榆林中学虽然只有半年时间,但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精神的传播,刘志丹、曹力如、张德生、贾拓夫等深受影响。在榆林,他还结识了蛰居陕北的杨虎城。魏野畴落笔生辉,腹有良谋,甫一见面,杨虎城便与魏野畴有一见如故之感,于是两人结下终生友谊。


但是,段祺瑞成立临时执政府后,北方局势有所逆转。1925年4月30日,段祺瑞任命皖系军阀吴新田为陕西督办。5月4日,西安一中学生进行足球比赛,将球踢到隔壁西仓院内,这是刚刚入驻的吴新田第28团的兵营。学生崔学文前去捡球,士兵不给,反以擅闯兵营为名,殴打学生。任致远等同学前去劝解,也被士兵殴打。士兵并吹冲锋号冲入学校操场,追至宿舍,用砖头、铁掀、刺刀、木棒毒打学生,致使40余人负伤,4人伤势严重,生命垂危,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五四”惨案。


在一中任教的魏野畴听说后,立即组织召开教师学生代表紧急会议,要求惩办打人凶手,救治受伤学生,并决定向全社会公布事实真相,实行罢课,揭露并抗议吴军暴行。魏野畴在《新秦日报》连续发表《一中全体学生通告全国公告》和《一中全体学生宣言》等文,倡议全省人民“和衷共济,大寡竭扶,俾人民出水火之中,教育致光明之境”。西安各中小学和各界群众坚决支持一中罢课的决定,要求惩治凶手。


3

魏野畴(前排中)与西安省立一中师生在一起

当西安学生联合会和一中学生代表到督办军署请愿时,吴新田置之不理。于是西安学联决定全市统一罢课,以示抗议。5月10日,全市学生罢课。但吴新田严令教育厅强迫学生上课,在各校门口密布岗哨,严禁学生上街,并扬言学生故意闹事,城内也发生军人无故殴打学生事件。有鉴于此,魏野畴与西安团支部决定,提出“驱逐吴新田”的口号,得到了全市学生和各界群众的响应,由此掀起了全省驱逐军阀吴新田的运动。


由于吴新田准备实行大逮捕,魏野畴决定把西安学联转移到国民二军辖地三原城,异地领导驱吴运动。5月20日左右,魏野畴和学联负责人张秉仁、张含辉、高克林等来到三原,同渭北学联共同行动。


为了把驱吴运动引向深入,魏野畴派张含晖、高克林、亢维恪等前往潼关、河南,要求国民二军、三军援助;派王圣域、马文生等到耀县、榆林,取得杨虎城、井岳秀的支持;派出宣传队向市民、农民进行宣传;京、津、沪、汉等地陕籍学生发出函电表表示声援,尤其北京共进社发表《对吴新田军惨杀学生宣言》,影响更大。魏野畴还亲自前往耀县会见老朋友杨虎城,请他率部投入驱吴斗争,并为学生驱吴运动提供经费,杨虎城慷慨应允。驱吴运动使陕西青年学生、工农群众和革命军队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巨大的革命浪潮。


7月初,魏野畴在三原主持召开陕西第一届学生代表大会,成立省学联,选举张仲实(张安人)、张秉仁、张含辉、高克林等为负责人,通过了《关于驱吴运动和要求学生本身利益决议案》《力谋改造教育决议案》等。7月,在国民二军、三军的进攻下,在杨虎城、卫定一等的截击下,吴新田仓皇逃往汉中,驱吴运动取得完全胜利。


在驱吴运动中,全省学生运动进入新的阶段,魏野畴被誉为“学生司令”。7月底,国民军进入西安,有力推动了西安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


(三)创办革命号角《西安评论》


在创建团组织的过程中,魏野畴深深认识到,由于西安党团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思想观念和组织观念不强,对问题的看法不同,所以经常产生分歧,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因此,他决定创办一个理论刊物,加强马克思主义和党的理论宣传,提高认识水平,统一思想观念,他请求正在筹建中共豫陕区委的刘天章帮助他。


1925年8月上旬,魏野畴在完成驱吴运动后返回西安,住在靠近西城墙的东举院58号院内的一间平房里。室内陈设简朴,只有一张床、一张木桌、一条板凳等生活用具。桌子上散乱地堆积着许多杂志和文稿,还有一盏熏黑了灯罩的煤油灯。他正在伏案写作,奋笔疾书,连门口的来人都没有注意到。


“是魏先生吗?”


听到声音,他扶了扶圆形深度近视眼镜,眯着眼睛向外观看这位问话的青年人,然后很高兴地站起身来,说:“中哲,你怎么来了?快,屋里坐。”


“不急。看我给您带来了什么?”


魏野畴步出屋外,看见来人身后有一个大箱子。这个青年说:“这是李大钊先生让我带给您的书籍、文件和一些宣传品,他知道您急需这些宝贝。”


“太好了,李大钊先生不愧是革命导师,真是雪中送炭呀!”魏野畴高兴地说。自1923年离开北京后,魏野畴已有两年多没有见到李大钊了。他关心地询问李大钊的近况,对李大钊送来大批革命书刊表示感谢。


这位叫做“中哲”的青年,全名关中哲,华县人,原在华县咸林中学读书,思想进步,那时魏野畴在咸林中学任教,他是魏野畴的学生。1924年春,关中哲到国共合作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受到系主任瞿秋白等人的教诲,同年由邓中夏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受到陕西同乡前辈、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的赏识。


1925年暑假,关中哲从上海大学回家,途经河南开封,中共豫陕区委负责人刘天章通知他说,西安团组织准备办一个刊物,区委想叫你去帮助魏野畴同志进行这项工作,你就不要再到上海去了。关中哲愉快地接受了组织决定,想到自己能够在魏野畴老师的领导下工作,心中更是高兴。临行时,刘天章又要求他到北京去,给李大钊送一封信。关中哲到北京后,通过创建了陕北绥德党团组织、后又返回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的王德三的介绍,将刘天章的信交给了在北京大学的李大钊。李大钊从刘天章的信中得知魏野畴准备创办一个党的宣传刊物,十分高兴。他对西安党团组织和魏野畴十分关心,准备了一箱子进步书籍和宣传品,要关中哲回去交给魏野畴。


关中哲没有在北京逗留,带着这些书籍和刊物星夜赶回西安。


魏野畴对关中哲说,他筹办的这个刊物,叫做《西安评论》。眼下只有你我两人,还要保证把刊物办好,有问题随时商量研究。他在东举院58号院内又租了一间小房,让关中哲安顿下来。


8月12日,《西安评论》正式创刊。这是一个小型刊物,三日一期。由于市场上买不到新闻纸,只能用一种粉面纸印刷。粉面纸很薄,只能一面印字,所以每期登载的内容,只相当于现在日报一大张的1/4。


4

魏野畴


魏野畴亲自撰写了发刊词《本报的使命》。他说:“陕西的地位太偏西了,距海岸太遥远了,潼关的铁壁诚然是一道天然的障碍,因此隔绝了关以外的洪涛怒潮”。所以,本报的意义在于:“惟愿吾陕政治日进于清明,勿走入反动之途程!文化及教育事业赶追时潮,勿开倒车;宗法势力从此失去其潜势力,帝国主义与军阀势力之压迫从速解除,使重苦之民以此得到和平自由独立与幸福!”


由于人手少,关中哲又是新手,一开始从采访、写稿、组稿、审稿,到编排、送印、校对、发行,几乎都是魏野畴亲自筹划、亲自动手。所有编辑、发行、洽谈事务,都在两间屋内进行。


《西安评论》开始以赠阅为主,发行对象主要是中小学教师,总数不过500份。由于《西安评论》宣传党的政策策略,动员人民群众,点评时事,揭露军阀和恶势力的罪行,维护下层人民的利益,所以很快受到工人、市民和青年学生的欢迎。要求订阅者越来越多,发行对象也扩大到各行各业,印数增加到2000册,有人甚至带到国外,在海外华人中流传。


由于影响扩大,办刊的人员也增加了。发行增加了高克林、任致远等人,写稿增加了张秉仁(张性初)、杨明轩、安存真、刘含初、赵宗润等人,但对重要的评论文章,魏野畴都要亲自审阅修改。


在《西安评论》上,魏野畴共发表了30多篇文章。其中有《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革命教育》《陕西之政治经济状况》《俄国十月革命与资本帝国主义》等理论和现实分析文章;有《废督》《西安法团》《省议员所干何事》《官僚与土匪》《恶势力一时的挣扎》等讨伐各种恶势力的檄文;他同情劳动人民,动员群众起来革命,改变自身命运,发表了《农民的痛苦》《敬告西安工友》《同情于西安的下层阶级》《九七纪念后敬告青年》《双十节敬告陕西各界同胞》等文章。他说:“在今日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中国,只有本着彻底革命的精神,以铁拳锤碎帝国主义的枷锁,打到一切恶劣势力,是一条死中逃生的道路!要本着这种彻底的破釜沉舟的精神,以成伟大的事业,须得脱离奴性的教育,求得有用的救国科学。”他提出要学习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历史使命,“实现人类社会最高组织之共产主义”,指出了中国社会的光明前途。


《西安评论》的影响日益扩大,成为与《向导》《湘江评论》《共进》一样受到青年学生欢迎的刊物,被誉为西安地区“革命舆论的惟一指导者”“古城西安的号角”,魏野畴也被称为“青年导师”。


(四)发动“九七”群众运动


时间很快到了1925年9月,各中小学陆续开学了。


一天,魏野畴来到巷子里的小饭铺吃饭,他问同样吃饭的一个年长的人:“师傅,你知道9月7号是什么日子吗?”


“9月7号,不知道。”


“那你知道西太后逃到咱西安的事吗?”


“这咋能不知道!不是因为八国联军打到北京城,避难来了嘛。还让咱们给她贡这贡那的。”


25年前的9月7日,正是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避难西安的时间,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签订了“辛丑条约”,所以“九七”成为了国耻纪念日。


魏野畴回来后对好友张秉仁说:“现在有些人都不知道‘九七’是什么日子,可我们现在还给他们赔着钱呢!”魏野畴所说的“赔着钱”,是指给八国的庚子赔款,中国人民已经负担25年了,并且还没有到头。


魏野畴有感于“九七”国耻的意义,就与张秉仁商议,提请西安团组织,决定于9月7日前后,发动大规模的反帝活动,以声援上海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


9月5日,魏野畴在《西安评论》上发表《“九七”纪念》的文章。他将“辛丑条约”与五卅惨案联系起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紧迫而毒辣”和“惨无人道的禽兽”行为,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反抗帝国主义者的禽兽暴行”等口号,号召“大家即可起来,作强有力的群众运动”。


5

魏野畴在西安领导学生运动(画像)


经过魏野畴等人的组织和发动,9月9日,西安工人、学生、市民等上万人在莲花池广场举行群众大会,要求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魏野畴发表演说,论述了“九七”纪念的意义,号召各界群众勿忘国耻,积极行动起来。投身到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中去。魏野畴慷慨激昂,使到会群众深受鼓舞。会后,群众进行示威游行。在经过湘子庙街旧军阀控制的冒牌省工会门前时,愤怒的群众砸碎了招牌,冲进院内,捣毁了一些什物。当晚,又成立了工人自己的组织——西安总工会。


魏野畴等领导的“九七”西安群众运动,其规模和声势远远大于五四时期西安学生运动,形成了五四以来西安地区第二次群众运动的高潮,成为全国革命高潮重要组成部分。


西安地区反动分子早把魏野畴和《西安评论》视为眼中钉,他们大肆渲染捣毁旧工会事件。省旧工会会长邓丽生(邓山琛)以“捣毁总工会罪魁祸首”的罪名,将魏野畴告到法庭,要求惩处。《西安评论》也被迫中断。


西安法庭三次传讯魏野畴。魏野畴中等身材,面容清癯,但精神饱满,一身正气。每次出庭,他都以革命者大无畏的精神,列举大量事实,揭露旧工会欺骗、愚弄、压榨工人的行径,义正辞严,斩钉截铁,驳得邓丽生无言以对。在群众的支持下,法庭只好宣布魏野畴无罪。《西安评论》也经过调整,很快复刊了,一直坚持到1926年刘镇华围困西安时才正式停刊,一共出版了36期。


在《西安评论》短暂停刊期间,魏野畴介绍关中哲到三原县省立渭北中学(后更名三原中学)任教,后出任校长,从此再也没有与魏野畴相见。关中哲与侯培仓(咸阳周陵乡人、后任西安师范学校校长)、段绍岩(华县人,又名段民达,歧山县凤鸣镇人,后任西北大学筹备主任)、侯良弼(华县人,后任西安高中校长)四人,被誉为关中四大才子。


在“九七”运动之后,魏野畴又支持学生开展驱逐女师校长康继尧的斗争。


9月初,省教育厅厅长郗朝俊任命佛门弟子康继尧为西安女子师范学校校长。9月16日,康继尧第一次和学生见面,手拿佛珠对学生训诫道:“女子师范学校乃专为造就妇女之师资而设立,別事不得与闻,学生会尔等不许加入,妇女解放运动、社会运动,更是暴动行为,决不许尔等加入。男女社交平等、自由通信诚属妖言惑众……”康继尧话语一出,台下一片哗然。这时,进步学生康效英站起来,对大家说:“大家别散,我代表同学向新校长提七点合理化建议。”但康继尧不听,匆匆离去。同学们议论纷纷,一致推荐康效英等与校长交涉。


康效英等来到校长室,康继尧一见就大发雷霆,疾言厉色斥责康效英:“你是哪家姓康的,谁让你提这提那?”


康效英说:“我是代表全体同学。”


康继尧极不耐烦,要求康效英离开他的办公室。


康效英回到会场,对同学说明了经过。同学们异常气愤,说:“我们不要这家伙当校长!”“这课不上了!”于是,女师开始了罢课斗争。


在“九七”运动的影响下,省立一中、三中的学生都支持女师罢课,魏野畴也立即在《西安评论》上发表题为《警告郗朝俊及其走狗康继尧们》的评论。许多学生到教育厅请愿,要求支持康继尧的郗朝俊去职。


在学生的强大压力下,省政府被迫免去郗朝俊的职务。魏野畴又指导学生乘胜追击,10月5日,刚刚上任不久的康继尧被赶出女师。这次斗争,学生十分团结,魏野畴指导得力,严重打击了陕西教育界的反动分子。


1926年1月,魏野畴到广州出席了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见到林伯渠、吴玉章、周恩来、毛泽东、陈延年、澎湃等同志。回陕时又再次到达北京,在李大钊的帮助下,为毛泽东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学员。3月,才匆匆赶回西安,又投入到反对军阀刘镇华围城的斗争中。


(五)支持“二虎”守长安


1926年2、3月初,国民军在河北、河南一带作战失利,张作霖、吴佩孚指挥直奉联军进攻河北境内的国民一军、三军,任命河南军阀刘镇华为“陕甘总司令”,进攻由河南退回陕西的国民二军。


4月2日,刘镇华率镇嵩军8个师号称10万人马大举入陕,其前锋柴云升攻入潼关后,一路长驱直入,于4月15日占领陕西东部各县,进抵西安城下。


由于形势危急,魏野畴于4月中旬北上三原,说服杨虎城南下守城。认为西安是西北革命的根据地,若再次被刘镇华占据,将会给地方与人民造成极大灾难。


4月18日,杨虎城率三个旅5000人进入西安;5月9日,国民二军混成第4旅旅长卫定一也率部(2个团)进入城内,与已在城内的陕西军务督办、国民二军第十师师长李虎臣(4个团)共守城池。国民二军第三师师长田玉洁仍驻守三原,以为犄角之势。西安反围城斗争开始了。


6

魏野畴与杨虎城在一起(画像)


为便于指挥,团结对敌,各军原有番号一律取消,统一改称陕军,公推李虎臣为总司令兼第一师师长,田玉洁为副司令兼第二师师长,杨虎城为副司令兼第三师师长,卫定一为第四师师长。当时城内守军1万余人。为表达坚守西安的决心和必胜信念, 杨虎城赋诗道:“西北大风起,东南战血多。风吹铁马动,还我旧山河。”由于杨虎城和李虎臣都有一个“虎”字,西安古称长安,人们称这次反围城斗争为“二虎守长安”。


5月上旬,西安四周均成为战场,郊区群众纷纷入城避难,使得城内人口压力增大。6月,镇嵩军将城外10万亩成熟的麦子放火烧光,断绝了城内生计。8月,守城的困难越来越大,弹药缺乏,燃料不足, 粮荒尤为严重。10月以后,城里连杂粮都已告罄,居民不得不以麦麸、油渣、酒糟、野菜等为食,甚至皮革制品和一些药材也用来充饥。曾亲历围城的赵文杰在《西安城坚守记》中描述:“10月中旬,突降大雪,居民饥寒交迫,饿死者与日俱增,有一天路毙的竟达数百人。街头可以看到倚门而立的、坐于墙角的、躺于路上的、均系饿死之人。入冬以后,更是饿殍载道,无人收埋。这时,西安已经没有狗了。(入夜)除城上间有火光外,城内一片漆黑,形同死城。”据统计,当时西安城内军民共计20万人,守城期间军民战伤饿死者达5万之众。


魏野畴是随杨虎城军队进入西安的。他积极帮助杨虎城、李虎臣筹备军需和民粮,组织学生进行宣传鼓动和救济工作。他要求党团员在守城中做出表率,坚定士兵守城信心,动员城内城外群众支持军队守城。共产党员黄平万、吴化之、刘含初、雷晋笙、任致远等都没有离开。任致远和他的弟弟任致中都在城中,其老父从兴平老家来劝哥俩回家躲避,任致远说他是共产党员,不能离开岗位,最后身患重病,饿死在城中。西安地委书记雷晋笙和夫人李馥清几次饿得晕倒。


为了与外界取得联系,8月,西安地委决定让张含辉、魏野畴等冒险出城,张含辉到咸阳、三原、渭南等地;魏野畴巡视陕东固市、赤水、高塘三地的党团组织,动员陕东地区群众起来袭击刘镇华后路,反抗刘镇华的统治。


9月17日,在苏联支持和陕西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促成下,国民军联军在绥远五原举行誓师大会,冯玉祥就任总司令,随后兵分两路,千里南下,以解西安之围。11月27日,刘镇华仓皇向东撤退。第二天,西安解围。西安百姓扶老携幼,欢迎冯玉祥部队,庆幸劫后余生。


1927年1月,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在西安成立,于右任、邓宝珊分任总、副司令,魏野畴为政治部副部长,使我们党的力量进入这个临时政权的核心。1月底,国民党陕西省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魏野畴为执行委员,后又当选为宣传部部长。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在西安成立中共陕甘区委和共青团陕甘区委,将党团组织扩大到陕甘两省。2月,中共陕甘区委在桃胡巷成立,耿炳光任书记,魏野畴和李子洲分任宣传、组织工作。团中央任命曹趾仁为共青团陕甘区委书记。3月中旬,魏野畴与耿炳光、李子洲一起主持了陕甘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制订了《目前工作计划》,决定改组西安、绥德、渭南地委,新建三原、延安、榆林地委,成立户县、周至、乾县、商县等30多个特别支部。区委还在西安创办了西安中山学院和中山军事学校,为革命培养了近千名军事政治人才。


5月1日,魏野畴亲自主编的陕甘区委机关刊物《西北人民》在西安创刊,成为指导陕甘地区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良师益友,被陕西《民国日报》(雷晋笙、刘天章先后为社长)誉为“西北革命的急先锋”。


在魏野畴等中共党团组织的领导下,陕西各地的农民、工人、妇女、学生组织犹如雨后春笋相继成立,发展迅速。到1927年夏,全省农会会员已发展到37万人。党团员有4500多人,使陕西成为全国革命高涨的省份之一,西安也成为“西北红都”。


1927年5月,冯玉祥率领由国民联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东出潼关,进行北伐。杨虎城部被改编为第十军随同出征。魏野畴等仍留在西安工作。


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冯玉祥也实行“分共政策”。7月,中共陕甘区委改为陕西省委,魏野畴任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此时,国民党四处悬赏通缉魏野畴,他在陕西已难以立足,省委同意他接受杨虎城的邀请,前往河南杨虎城军中展开工作。后随杨军进驻皖北地区。


7

位于安徽阜阳市临泉县老集镇的魏野畴烈士之墓


1928年1月,蒋介石派人打入杨虎城部活动,威逼其逮捕魏野畴等共产党员,遭到杨虎城拒绝。2月9日,魏野畴连夜召回70多名党员干部参加会议,决定在皖北举行武装起义,建立豫皖平原根据地;同时成立中共皖北临时特委,魏野畴任书记。


4月8日晚,皖北起义爆发。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战斗非常惨烈。在敌人的重兵包围下,魏野畴仅率百余人突出重围,从阜阳转移到老集,被国民党军抓获。4月10日凌晨被杀,年仅30岁。


魏野畴牺牲在皖北,为纪念魏野畴烈士,皖北政府建立了革命烈士纪念馆,成为当地干部群众学习和弘扬革命精神的基地。但他在西安传播革命火种,矢志不移,勇往直前。“上马披坚执锐,落笔锦绣文章”的历程,却是他人生最精彩、最丰富灿烂的篇章,也是留给后人最可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西安文理学院  张嘉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