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的一天下午，橘黄色的夕阳还未落入天际，一位气宇轩昂、眉宇间透着一股正直严肃之气的青年，来到古城西安一座青灰色的院落前。他定了定神，看着门口挂着的“红军联络处”的牌子，又看看门前的老树已绽开了新叶，内心一阵激动——“终于来到了这里！”他想。这位青年就是宣侠父。不久前，他奉周恩来、叶剑英“速来西安”的电示，从广西梧州匆匆赶到西安七贤庄，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一）智斗蒋鼎文

宣侠父，1899年生，浙江诸暨人，学生时代品学兼优，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获公费留学日本的资格，后因资费断绝被迫回国。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家乡建立党的组织。来到西安后，住在北大街通济坊5号，不辞辛劳，积极工作，动员各界人士投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

1937年8月，宣侠父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少将高级参议，对国民党高级将领进行统战工作。当时，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十七军团军团长胡宗南、警察局长杭毅等都是他的老乡、同学。宣侠父利用这一身份，以经常出入国民党西安当局军政要员的官邸。

宣侠父到西安时，许多人都邀请宣侠父聚餐、叙旧，而宣侠父事务繁忙，大都予以推辞。唯独蒋鼎文例外，因为他见到蒋鼎文，还有特殊的任务。

12月的一天，蒋鼎文邀请宣侠父在有名的老孙家饭庄吃晚餐。

当天下午，蒋鼎文早早就在饭庄里等候。没过多久，随行人员报告：“主任，宣侠父已到楼下。”蒋鼎文立即放下手中茶杯，说：“快，快，请侠父上来。”

“鼎文老兄，许久不见，别来无恙啊！”面带微笑的宣侠父对蒋鼎文拱了拱手。

“侠父来了，快，快请坐。”

“老兄何必如此破费，这么正式反倒见外了。”

“哪里的话！我在西安一直忙于公务，真是累坏了，关键还没个能说知心话的朋友。如今你来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

“老兄说得对，我还真挺怀念我们小时候去抓蛐蛐儿、捉知了的时光，多自在啊！”宣侠父怀旧地说。

此时店员已经将两大瓶酒、两碗色泽诱人的羊肉泡馍和八道色味俱佳的小菜呈到桌上。

“是啊，童年是人生最快乐、最值得记忆的岁月。而今我们都在为国家命运、为人生前途而奋斗，整日忙忙碌碌，还真向往儿时的那份自由与闲适。”蒋鼎文略为惆怅地答道。

“来来来，喝酒、喝酒……小吴，斟酒。”蒋鼎文对着身旁的随行人员说道。

酒过三巡，宣侠父切入正题。他说：“老兄，你如今身为西安行营主任，可知八路军在前线与日军浴血奋战，粮草、薪饷、军械、医药都难以为继。按照原先的计划和规定，物资经常无法到位。老兄你虽为国民党将领，国共之间存在一些嫌隙，但现在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国难当头，你可千万要对八路军一视同仁，还望早日补充前线物资，救国家于危难啊！”

蒋鼎文满心欢喜地以为这只是个简单的饭局，并未想到宣侠父是有备而来的。

蒋鼎文与宣侠父关系匪浅，但他却对蒋介石忠心耿耿、死心塌地。蒋介石限制八路军的发展他是知道的，他只能打岔说：“兄弟你看这老孙家的羊肉泡馍怎么样？这在西安可是出了名的。”

宣侠父答道：“鼎文兄怎么还会打岔话题了？难道你压根就没打算给八路军补充物资？”

蒋鼎文很无奈，口是心非地说：“给，给，给，怎么能不给兄弟面子，只是此事需要和上峰商量，还需些时日，侠父莫要着急。”

“好，有老兄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蒋鼎文深知此言一出，宣侠父就不会放过，日后定会要求兑现。

果然，宣侠父隔几日就上门拜访一次，从商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形势开始，要求兑现诺言，为八路军补充军饷、粮草，使蒋鼎文很是无奈。

一次，军统局西北区区长兼行营第四科科长张严佛去找蒋鼎文，看见一个壮实高大、面带紫色的人坐在沙发上与蒋鼎文谈话，他只好退出来。那人走后，蒋鼎文对张严佛说：“刚才那个人就是宣侠父，诸暨人，和我同县，黄埔第一期的。他是个老共产党，经常找我交涉，要求补给八路军的武器、军用品、现款，要这要那，纠缠不清。我们对八路军什么都不能给，但口头上又不能说不给，实在难对付。我非常讨厌他，头都被他闹昏了。这个人狡猾得很，共产党派他到西安来不简单，你们要特别注意他。”

此后，国民党当局先后两次查封《解放》周刊西安分销处，善于社交、消息灵通的宣侠父很快了解到事情原委。他直奔西安行营所在地西安新城大楼，直面揭露蒋鼎文道：“外界传闻是蒋主任下的命令，请你正面回答是也不是？”

宣侠父言辞犀利，单刀直入，使得蒋鼎文十分难堪。他语无伦次，说：“这、这、这……奉命行事，身不由己。”宣侠父也知道蒋鼎文所作所为都是遵照蒋介石的命令，他只是敲山震虎，揭露国民党的丑恶行径，制止国民党的反共行为。

蒋鼎文是宣侠父在西安工作中的主要对象，每次交往中都以蒋鼎文理屈词穷收尾，以致蒋鼎文对宣侠父的态度从先前的躲避发展到后来的痛恨。

（二）支持西战团

1938年3月初，著名作家丁玲率西北战地服务团由山西到西安，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丁玲一行到达西安下了火车已过晚上九点，当晚住在梁府街女子中学的校舍内。

宣侠父得知消息后，连夜便赶来看望丁玲和西战团的同志，并帮着安排住所。在以后的日子里，即使事务繁忙，宣侠父也常常会挤出时间，来到丁玲和西战团驻所，关心并帮助解决他们在工作与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宣侠父与丁玲第一次相见，是在1931年夏天的一个午后，上海一家叫“一品香”的旅馆里。宣侠父约请“左联”骨干成员阳翰笙、夏衍、冯雪峰等一起，商谈开办书店之事。丁玲是“左联”刊物《前哨》的编委，也一同前来。

当时，宣侠父在冯玉祥所部第二十五军任高级参议，他热爱文学，曾写过自传体小说《西北远征记》，经陈望道举荐，由北新书局出版。阳翰笙读后，认为“文笔生动、流畅、感染力很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那时，“左联”在上海的处境非常困难，处于半地下的状态，所属的几家出版机构如太阳社、创造社等先后被查封，出版陷入困境。宣侠父了解情况后，建议由自己搞点钱，办个书店，出版“左联”等进步团体的刊物，以后再交“左联”来办，阳翰笙当即赞同。这次见面，就是为了商谈此事。见面的气氛和谐、愉快，丁玲认为宣侠父是一位平凡而有思想、朴实诚恳亦爱文学的将领。

后来，宣侠父说服了梁冠英出资3万元大洋，在上海七浦路上建了湖风书局，出版了“左联”的机关刊物《文学导报》，还出版了丁玲主编的文学刊物《北斗》，终于使左翼文学有了自己的出版阵地。

但这次丁玲带着西战团在西安宣传抗日，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到西安的次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便下了“逐客令”，驱逐丁玲及西战团，理由是既然是战地服务团，自然应该到战区活动，不应滞留在西安后方。

为了争取合法权利，继续留在西安进行宣传演出，宣侠父提议通过国民党西安战区上层，来对付国民党省党部的“逐客令”。

宣侠父的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丁玲和西北战地服务团其他人员的赞成。但丁玲等与西安战区上层并无往来，于是宣侠父带着丁玲去见蒋鼎文和胡宗南，这二位是当时西北国民党军事长官。

宣侠父带着丁玲去蒋鼎文处，还是很有一番策略。并非直接争取西战团的合法权利，而是向蒋鼎文诉说西战团在西安开展工作的经济困难，请求经济上的支持。宣侠父认为，只要取得了蒋鼎文经济上的资助，便可以对外公开表示得到了蒋鼎文的承认和支持，自然也就在西安立住了脚。

蒋鼎文听了宣侠父的陈说后，感到既然不能为八路军补充军饷、弹药，避免引起政治军事上的纠纷，但为丁玲她们提供点经济支持，蒋介石是不会在意的。所以，他当即表示以西北行营的名义，捐助西战团200元。后来，蒋鼎文也意识到上了宣侠父的当。

丁玲在《回忆宣侠父烈士》一文中写到：“第二天，蒋鼎文的秘书果然送了二百元的支票来，我们是很困难，但的确也不在乎这二百元，我们算是从国民党军方拿到了一张护身符，利用这张护身符，我们可以对付一下国民党省党部的逐客令了。”

经由宣侠父联系，丁玲也见到了胡宗南。会面当天，胡宗南兴致颇高，宴请款待了二人。吃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胡宗南请丁玲吃饭这一消息，对丁玲与西战团来说，无疑多了一份保障。丁玲率领的西战团在西安完成了宣传任务后，于7月22日返回延安。

令丁玲意想不到的是，这次在西安与宣侠父的相见竟是最后一次。在丁玲率西战团离开西安后的一个星期后，即1938年7月31日，宣侠父就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

（三）魂归下马陵

自宣侠父来到西安后，军统局西北区就经常派特务跟踪监视，把他的言行动态随时转报军统局。军统局指示西安警察第一分局在西安八办附近加设了一个警察派出所，作为固定监视哨，其主要目标就是宣侠父。

宣侠父多次要求蒋鼎文和胡宗南补给八路军武器和弹药，并且还准备策反胡宗南。这些情况都被特务汇报给了蒋介石，引起了蒋介石的再次忌恨。

早在1924年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创办时，作为第一期新生的宣侠父就因为抵制校长蒋介石的淫威而闹得沸沸扬扬，使蒋介石记住了宣侠父这个名字。当时，蒋介石为了控制黄埔学生，要求在学生中成立国民党党小组，由他指定组长。宣侠父公开反对，并为此事专门写了一份报告，认为“由校长指定党小组的小组长，不符合党的组织法，请收回成命，改由各小组选举自己的小组长。”

军校刚刚建立，就出现这样的事，蒋介石十分难堪，但也不想扩大事态，就将宣侠父叫去，规劝道：“你如主动收回报告，我将不予追究。”宣侠父却不为所动，回答说：“小组长产生的办法违背了民主制度精神，应不应提意见，责任在我；接不接受，权在校长！”蒋介石怒火中生，当即下令把宣侠父关在禁闭室反省，限三日之内写出悔过书。

三日之期已到，蒋介石叫来宣侠父，要求交上悔过书，宣侠父却回答“无过可悔！”。蒋介石本想平息此事，没想到宣侠父如此执拗，于是大怒，写了一纸手令，开除了宣侠父，使宣侠父成为黄埔一期学生中唯一被开除的人。

这次宣侠父到西安来，再次触动了蒋介石的神经。国民党军统局西北区揣摩上意，给宣侠父捏造了“五条罪状”：一是在西安教唆杨虎城旧部杜斌丞、赵寿山反对中央；二是打着抗日救亡的招牌，煽动流亡青年到延安去，造成西安学生思想混乱；三是以黄埔同学关系，与机关、部队军官拉关系，到蒋鼎文处要挟吵闹，拉拢胡宗南图谋不轨；四是公开指摘蒋介石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和不补充八路军武器军用品等行为，散布不利于中央的言论；五是在西安指挥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等。这些情报内容空洞，没有具体事实根据，但引起了蒋介石对宣的仇视，起了杀机。

1938年5月，张严佛被调到武昌军统局担任代理主任秘书，行前去见蒋鼎文，蒋说：“宣侠父在西安，满口为了抗日，百般要挟，和我争吵，毫不客气。他说我们不接济八路军，妄想借敌人之手消灭八路军。他到处煽动，散播流言，攻击我们歧视八路军，破坏抗战，简直是和我们捣乱，不把他除掉，西安非出乱子不可。”张严佛将军统西北区中校科长徐一觉介绍给蒋鼎文，以他来对付宣侠父。

7月初，军统局西北区接到一封电报称：“奉行营蒋主任转奉委员长来电，饬将宣侠父秘密制裁。”此事由蒋鼎文亲自督办，可见其事的机密和重要程度。蒋鼎文安排西北区中校科长徐一觉负责执行，并亲笔下了一个手令：“派第四科科长徐一觉，将宣侠父秘密制裁具报。”落款是蒋鼎文的签名。

徐一觉找来行动股长丁敏之、直属组长李翰廷一起商议，李翰廷又物色了三个队员。徐一觉说，制裁宣侠父是政治需要，不能贸然动手，一定要等他身边无人的时候下手，不能让第二个人看见，否则就可能引发政治问题。

当时西安城内东南角城墙边下马陵一带没有老百姓住宅，附近有一口五六丈深的枯井。徐一觉决定用绳索勒死宣侠父后，就埋在枯井里，不会引起他人注意。

1938年7月31日晚上，宣侠父处理完公务，返回途中，提前埋伏在路旁的徐一觉等从汽车中突然冲出，将宣侠父架上汽车，用棉花堵住他的口。当时宣侠父还怒骂了一句：“你们绑人呢！”他尽力挣扎，想说第二句话时，李翰廷、徐一觉同时下手勒住宣侠父的咽喉，套上绳索，两边紧拉，勒死了宣侠父。随后汽车开到下马陵枯井旁，把宣侠父的尸体扔进井里，并倒土掩埋。

第二天上午，徐一觉当面报告了蒋鼎文，蒋鼎文发下奖金2000元。徐一觉自己独得1000元，剩下的分配给了其他人。徐一觉还从宣侠父身上拿走了一块怀表和一条项链。

宣侠父遇害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和延安党中央多方寻找，并向蒋鼎文等追问宣侠父下落。蒋鼎文怕事情败露，于9月间，将宣侠父的尸体移出，埋在西安城外东南角上离城一里的地方。

10月间，在延安党中央的不懈逼问下，蒋介石只好承认：“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他背叛了我，是我下命令杀掉的。”

宣侠父生前曾在自己的照片背面写下这么一首诗：

健如奔马壮如牛，

奋斗廿年未得休。

顾影不禁心忐忑，

居然老气已横秋。

这是宣侠父的自励和自勉之词。“健如奔马”体现了宣侠父为民族解放事业不辞辛劳、忙碌工作、勇往直前的崇高精神。在全民族抗战的时期，宣侠父却倒在了国民党特务的毒手下，但他为人民解放事业所做的贡献，却永远放着光芒！

（西安文理学院    王青 张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