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开始了争取杨虎城及十七路军、张学良及东北军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工作。

争取东北军联合抗日

　　1935年10月,蒋介石任命张学良兼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率部到西北与杨虎城部联合“剿共”。在“剿共”中损失惨重的张学良、杨虎城逐渐认识到,赢得群众拥护的红军,有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强大的战斗力,是“剿灭”不了的。“剿共”不但没有出路,而且兵力必将消耗殆尽。这种不争的现实逼迫他们寻求一条新的出路。

　　鉴于张学良和东北军所处的特殊地位以及广大官兵要求抗日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决定大力开展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1936年1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这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争取东北军走联合抗日道路的标志。

　　为了与张学良建立直接联系,中共中央派出榆林桥战役中被俘、思想有很大变化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返回东北军驻地,亲自劝说张学良与红军合作抗日。张学良随即指定高福源去陕北,请中共中央派代表谈判有关事宜。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到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中共中央即派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到洛川,同王以哲、张学良谈判。

　　2月26日至29日,李克农与王以哲等进行谈判,达成“为共同抗日,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等几项口头协议。3月4日和5日,李克农与张学良等继续谈判,双方在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总目标下取得一致,达成几项协议,商定在秦邦宪、周恩来、彭德怀三人中推一人做全权代表,与张学良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同时由中国共产党派一位同志,常驻西安,和各有关方面进行联系。通过会谈,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彼此增进了了解,为后来周恩来、张学良举行肤施会谈铺平了道路。

　　洛川会谈后,李克农及时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中共中央当即决定以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去肤施(今延安)与张学良谈判。在此期间,中共党员刘鼎到东北军中做统战工作。

　　4月9日,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在肤施举行会谈。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5月12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举行了第二次会谈。9月22日,毛泽东、张学良分别代表红军和东北军签署了《抗日救国协定》。

争取西北军联合抗日

　　在争取张学良抗日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对杨虎城的争取工作。

　　从1935年起,中共中央就通过各种形式和杨虎城取得联络。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发表后,共产党员南汉宸即委托杨虎城部驻北平代表申伯纯到南京,向杨虎城报告《八一宣言》的内容和中共方面提出的双方停战、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开放交通、购买物资、建立秘密交通站等六条具体办法。杨虎城表示赞成《八一宣言》,并同意与陕北方面建立联系。12月,中共中央派汪锋持毛泽东、彭德怀致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信,到西安拜访杨虎城。汪锋与杨虎城就联合抗日问题进行了多次商谈。1936年2月,中共北方局派王世英到西安,与杨虎城就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站等问题作了商谈。同年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王炳南做杨虎城的争取工作。经过多次谈判、协商,杨虎城表示完全接受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商定红军和十七路军驻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为共同抗日进行准备。8月,毛泽东派秘书张文彬到西安,与杨虎城就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等达成最后的口头协议。协议订立后,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名义上是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这些举措使十七路军与共产党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合作关系。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还进行了促进张学良和杨虎城团结的工作。经过共产党员的努力,高崇民、王菊人、申伯纯等进步人士也主动地在张学良、杨虎城之间开展工作,使他们识破了蒋介石挑拨离间的伎俩,消除了隔阂,在抗日救国的大前提下,两军关系逐步改善,张、杨两人的关系也更加密切,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之间,互相信任,联合抗日。与此同时,在共产党的推动下,西北地区群众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一浪高过一浪,打击了投降逆流,伸张了民族正气,广泛地造成了“逼蒋抗日”的社会氛围,为西安事变的发动与和平解决,也为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准备了深厚的政治、社会和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