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初,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中共西北特支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决定利用纪念一二九北平学生爱国运动一周年的机会,发动西安学生举行请愿活动。这一活动,促进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爱国学生游行请愿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存亡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的全局出发,于1935年12月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并逐步将“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的政策。1936年春,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立后,加强了对群众救亡运动的领导。西安学生在中国共产党西安各级组织的领导下,冲破国民党的高压,为反对内战、要求抗日奔走呼号。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12月上旬,蒋介石已经完成第六次“围剿”的部署准备发动进攻。为了深入发动群众逼迫蒋介石抗日,中国共产党在西安的地下组织决定于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一周年之际,发动西安各校学生举行请愿斗争和游行示威。

　　为了组织好这次活动,12月5日至6日,西安学联组织了四百多名学生在市内大街小巷和郊区农村进行了扩大宣传。12月9日,西安学联和民先队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和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简称“西救”)、东北民众救亡会(简称“东救”)的配合下,发动万余名大、中、小学生举行了空前规模的纪念大会、请愿斗争和示威游行。学联负责人李连璧担任总指挥,同时负责起草请愿宣言和口号。党组织把各校学生负责人组成三个代表团,以备国民党逮捕时接替,还安排了便衣指挥和自行车纠察队。纪念大会通过了《为督促政府动员全国兵力抗日停止内战的宣言》,《宣言》提出:“我们坚决主张,全民族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信仰、不分性别,大家手携手、心印心的立即奋起抗敌”。要求国民党政府“当机立断,即日动员全国兵力,收复失地”和“停止剿共军事,遂即商讨抗日救国大计”。代表团带领游行队伍分别到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陕西省政府、西安绥靖公署递交请愿书,坚决要求蒋介石撤销剿共计划,释放被捕爱国领袖,与各党各派各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全国首先提出了拥护蒋介石出兵收复被占领土的口号。游行队伍在西安城内从上午到下午,既未见到张学良也未见到杨虎城,只是在省政府受到了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接见。对于学生们提出的正义要求,国民党西安当局不但不予支持,反而出动警察,还开枪打伤了一名学生,从而更加激起了游行学生的愤怒。于是,游行队伍前往临潼华清池,准备向第五次来西安督促张、杨“剿共”的蒋介石当面请愿。

张学良的承诺

　　听闻爱国学生欲来临潼请愿,蒋介石电令张学良立即制止,表示如果学生不听劝阻,就派部队武力镇压,并派宪兵二团在灞桥设置了几道防线,专门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张学良为避免流血事件,立即驱车追赶到东郊十里铺,以天色已晚、路途不安全为由,劝阻学生返回西安。学生们表示,不到临潼誓不罢休,并高呼:“拥护东北军抗日!”“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情愿为救国而死!”张学良被学生的爱国热情感动,深情地对学生们说:“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的要求还要迫切”;“请大家相信我,我无时不挂记抗日复土,我是要抗日的”;“你们所提要求,我一定转呈蒋委员长,我代大家请愿”,并承诺一个星期之内,以事实作答复。学生请愿的目的基本达到,便带着期盼和初战胜利的喜悦返回西安。在返回途中,学生们高唱:“向前走,别后退,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悲壮激昂的歌声此起彼伏,在西安的上空回荡。

　　当晚,张学良赴临潼向蒋介石报告了西安学生的请愿要求,再次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意见。蒋介石非但不接受学生的意见,而且斥责张学良说:“你到底是代表学生还是代表我?”“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这一天,西安学生的爱国请愿行动和蒋介石的顽固态度,给张学良、杨虎城以很大刺激,他们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毅然决定向蒋介石实行兵谏。三天后的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1989年6月1日,张学良在89岁生日时,对史学家郭冠英和旅美学者唐德刚亲口追诉西安事变的缘由时说到,西安事变其实是逼出来的,而直接刺激他的正是当年的学生请愿事件。当年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负责人、那次学生运动负责人之一的徐彬如,在《中国西北特别支部与西北抗日救国会》一文中坦陈:“这次游行请愿指挥严密,热烈而悲壮,对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有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这次的学生请愿活动,成为西安事变的导火线,直接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