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经过认真研究,提出应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蒋介石“停止剿共,联红(军)抗日”的承诺下,事变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西安事变的爆发

　　1936年底,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已逐步形成“三位一体”的大联合局面,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继续调兵入陕,逼迫张、杨联合“剿共”。10月22日,蒋介石赴西安逼迫张、杨率部“剿共”,遭到反对后,又到洛阳做“剿共”的军事部署。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迫令张学良、杨虎城服从命令,彻底“剿共”。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面见蒋介石,苦谏蒋介石抗日,遭到拒绝。8日,杨虎城也去劝说蒋介石停止“剿共”,同样遭到拒绝。

　　12月9日,西安万名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大会,旋即奔赴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严令张、杨对游行学生格杀勿论。至此,张、杨深切认识到,除了发动“兵谏”外,别无出路。

　　12月11日午夜,张学良与杨虎城就“兵谏”问题交换了意见,便分头召集紧急会议,下达行动命令,并在西安新城杨虎城公馆设立临时军事指挥部,坐镇指挥临潼骊山扣蒋和西安城内的戒严行动。

　　12日凌晨,东北军一部迅速包围了华清池,并与蒋侍卫亲兵发生了激烈战斗。住在五间厅的蒋介石被枪声惊醒后,在侍卫官与随从的扶持下越墙而逃。当东北军冲入蒋介石的卧室,发现蒋的衣帽、斗篷、假牙尚在,被褥犹温,断定蒋是越墙而逃,立即组织上山搜寻。不多久,忽然发现半山腰一块石头后有人探头,在士兵的喝令声中,蒋介石从石缝中走出来,被送往西安城。

　　西安方面的战斗由第十七路军负责。第十七路军在西安解除中央宪兵第二团、西安市公安局、别动大队和驻西安的中央零散部队武装,并在西京招待所拘禁了随蒋介石来陕的国民党军政大员陈诚、蒋鼎文、卫立煌、蒋作宾等十余人。同日,张学良、杨虎城以及所属高级将领向全国发出通电,说明发动事变的原委,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确定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事变爆发后,张学良随即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接到电报后,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共商大计。面对西安事变后的错综复杂局面,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从民族大义出发,经过反复研究,认为应抓住有利时机,将局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为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应将反蒋与抗日并立,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赴西安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由右至左）

　　根据这个方针,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李克农等到达西安。当天晚上,周恩来与张学良进行了会谈。18日,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三方进行会谈。张学良表示,拘留蒋介石是为了停止内战的无奈的选择,是为了逼他抗日;只要他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释放他,还拥护他做抗日领袖。周恩来首先对张、杨两位将军的爱国热情和行动作了充分肯定,同意张学良的意见,同时又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估计了事变的两种前途,阐明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提出应当力争好的前途,避免坏的前途,目的是要说服蒋介石团结抗日。

　　南京方面在了解到张、杨和中国共产党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于12月22日派出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进行谈判。经过谈判,达成六项条件:(一)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的关系;(六)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24日晚,周恩来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救国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议定的六项条件,但不签字,愿以“领袖人格”担保,实现自己的诺言。

　　12月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于26日回到南京。抵达南京后,蒋介石立即下令扣押了张学良,同时集结重兵,准备进攻西安,内战危险又重新出现。周恩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定细致地开展工作,及时妥善地解决了一系列棘手问题,巩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为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