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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写党史
解放西安75周年 画说党史 大学生写党史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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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贤庄不平凡的牙医诊所

七贤庄不平凡的牙医诊所

“刘,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好。”一个外国人面对着一座新建的宅院,对着另外一个青年说。

  面前的院子,白墙灰瓦,十座砖土木混合的工字形四合院一字排开,壮观气派,这便是1936年建造的由成柏仁先生题字取名的七贤庄。七贤庄北邻崇廉路,西连北新街,东邻火车站,南邻杨虎城府邸,是建立地下交通站的理想之处。

  这个青年就是上海党组织刚刚派来先做地下工作的刘鼎,此刻他正站在一号院前,心中暗喜。他朝身后刚下黄包车的一位身着马褂,却长着一副欧洲人面孔的人说了句德语,便上前敲开了院子的门。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频繁而激烈的战争,恶劣的生活环境,使许多红军战士伤病在身,红军急需的医药物资和器械严重匮乏。

  为了解决燃眉之急,中央决定让时任中共驻东北军代表的刘鼎,在西安设立联络点,负责接收零散物资,设法转运苏区。为完成这一重大任务,刘鼎经过深思熟虑,构思了交通站的基本设定——医院。

  刘鼎专门去找了在上海的国际共产主义新闻工作者史沫特菜,通过她的介绍,刘鼎认识了同样也在上海的开牙医诊所的德国共产党员冯海伯。牙医博士的身份正好与刘鼎设想的交通站构建不谋而合。通过对冯海伯的调查,刘鼎了解到冯海伯在学生时代就曾参加过德国的反法西斯运动,于几年前被德国法西斯驱逐出境。经过众人的举荐和多方调查,刘鼎决定对冯海伯发出邀请,冯海伯欣然应允,于是来到西安,开设诊所。

  1936年春夏之交,初来西安的冯海伯在为古城气派折服的同时,也为诊所的选址犯了难,于是刘鼎雇了辆黄包车,邀冯海伯一起,边游览边选址。经过一天的观察选择,两人决定在北新街七贤庄开设诊所。4月,七贤庄一号院的门外,挂上了“德国牙医博士冯海伯”方形铜牌子,冯海伯的牙医诊所正式开业。

  为了开设诊所,刘鼎四处游说,东北军、西北军的军官及家属、朋友慕名来这里治疗牙疾。一时之间,这间由德国医生在古城大院开办的牙医诊所门庭若市,众人皆知。

  1936年9月,女作家丁玲等人由上海去陕北途经西安,便在这座诊所里住了一个多月。冯海伯曾在上海为张学良治好过牙病,到西安后又成为张学良的牙医顾问,诊所招揽了许多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这为中共的统战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不过,此时,初到西安且身负重担的冯海伯却远没有众人眼里那般轻松。

  “冯医生,久未见面,近来可好?”

  冯海伯放下手里咖啡,朝来人走过去,同那人握手,用蹩脚的中文问好:“张少帅,你好。”

  来人身着一身浅黄色的国民党军服,脚蹬黑色的长筒军靴,身后还站着两个侍卫,来人便是张学良少帅。

  张学良坐在椅子上,用英文对冯海伯说:“冯医生,许久不见,没想到你竟然来了西安。”

  “上海近来不安定,所以将诊所搬到西安来,没想到原来张少帅也到西安来了。”冯海伯将医疗器具全部消毒后,示意张学良平躺在椅子上。

  “老毛病,多亏我从报纸上看到了你开业的消息。”张学良平躺在椅子上,对着一旁的冯海伯说道。

  “按中国话说,这叫——”

  “缘分。”张学良笑道。

  由于曾经给张学良治好过牙病,所以大约半小时的时间,张学良的牙疼就已经好多了,冯海伯便将器具清洗后放回原位。

  “还是冯医生医术高明。”张学良接过手下递过来的毛巾擦了擦嘴。

  这个时候,诊所雇的帮手从外面走进来对冯海伯道:“冯医生,您要的医疗器具都到了。”

  “哦,不着急,先放在后院,我待会儿过去看看。”冯海伯转身对张学良说道:“这几日,张少帅少吃甜食和辛辣的食物,等过几日,您再来复诊。”

  “好好好,冯医生是缺什么器具吗,等会儿我派人过来,冯医生只管说,我替你采购。”

  “只是以前的器具,需要替换而已,已经让乔治从美国托人寄回来了,”冯海伯回头将器具放回原处,“以后需要不停替换器具,少不得要麻烦张少帅的。”

  “不麻烦,好,冯医生先忙,正好顺路,我去看看杨。”

  待张学良走后,冯海伯随手拿过旁边的白毛巾擦了擦手上的汗,端起旁边已经凉了的咖啡,一饮而尽。

  此时通往后院的门响起极有规律的敲门声,冯海伯赶忙走过去打开了门,刘鼎朝冯海伯身后看去,冯海伯示意没事,两人均松了一口气。随后将车上的器具和医疗物品卸下,待时机合适时,再运送出去。

  就这样,远在上海、天津、武汉的地下党员和爱国人士购置的药品、器械等,源源不断地寄到西安。采购的物品均由冯海伯亲自查收,认真清点存放,没有任何一批货物发生过差错。物资积攒到了一定数量,由刘鼎出面,和西安地下工作者刘向三、王立人等,通过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汽车转运陕北。货物多了,就雇佣商车挂上军车车牌运送。很快,处于困境中的红军的生存、医疗条件得到改善。

  电台的嘀嘀声,回荡在一号院的地下室里,顺着木板拼接的缝隙,不绝如缕地飘到安静的诊所里来。今日照常是诊所休息的日子,诊所的院子静悄悄的,仿佛只剩下了冯海伯喝咖啡的啜饮声。冯海伯原本今日是打算去史沫特莱处商议有关事项的,但刘鼎和同伴此时在地下室使用电台,今日又是电台转播“红中社”新闻的时间,冯海伯便一边喝着咖啡为地下室“干活”的人望风,一边守着收音机收听延安发出的新闻。其实出于地下保密工作原则,刘鼎从来没有告诉过冯海伯电台的真实意图,但早年就已经参加过反法西斯运动的冯海伯,早已心有灵犀,每当发报机在工作时,冯海伯总是自觉地在旁担任把风守候的任务,使用完后,默默地帮忙收拾。

  冯海伯躺在刘鼎送给他的中式摇椅上,听着耳边传来的轻微电台声。放下了手上的咖啡杯,咖啡杯还留着余温,冒着轻微的烟气,袅袅上升到空气里。突然间,烟气扭曲的一瞬,有人敲响了诊所的门。

  “冯医生,冯医生在吗?”

  冯海伯将收音机放在桌上比较显眼的地方,拧到最大音量,收音机立刻发出一阵嘈杂的电波声,随后快速迈着步子,尽量不发出任何声音地移到地下室的木板前,轻轻地在保证门外人无法听到的范畴内敲了敲木板,两短一长——这是他和刘鼎的暗号。发报机的声音立刻停下,木板内同样传来两短一长的回应。

  “冯医生!冯医生!”门外的声音变得急促起来,冯海伯还隐约听到门外有人低声说话。

  冯海伯赶忙从一旁拿来几块毛巾,搭在地下室门口的栏杆上,随后躺回摇椅里,扯过不远处的毯子将自己盖住,将眼镜放到一旁的桌子上,顺道把还冒着热气的咖啡杯端到手里。

  下一秒,大门被推开,进来的是两个穿着大衣的年轻人,冯海伯假装被惊醒,茫然地呆看着眼前来客,发现他们并不是附近常见的住客。能在这个时间突然闯入,并且没有预约,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冯海伯意识到,这两个人是特务!

  “冯医生。”

  “哦,你们好,现在是诊所休息时间,不接诊的,如果您有什么困难,可以等明日再来好吗?”冯海伯摸着桌上的眼镜,从摇椅上侧身站起,借着身体的遮挡,尽量把地下室的楼梯口挡住。

  “我们听到冯医生的诊所有些奇奇怪怪的声音,冯医生刚才一直在睡吗,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打扰到你。”两人中个子较高的人说道,眼神同时往冯海伯身后看去,而另一个矮一些的,则紧紧盯住冯海伯的眼睛。

  “哦,没打扰。近日找到了这个收音机,便想学学汉语,没想到这收音机,似乎有些坏了,一直都是这种声音,听着听着便睡着了,”冯海伯若无其事地说道,“不知道两位可不可以帮我看看这收音机,不知什么原因,接收不到信号?”

  两人对视一眼,笑着上前:“让我们看看。”

  话音刚落,其中一人立刻将收音机的声音关掉,没了收音机的声音,诊所立刻安静下来。冯海伯拍了拍收音机笑道:“估计是真的坏了,我本来想听收音机,学习中国话,可惜了。”

  “收音机没问题,刚才只是不小心,关了而已。”高个子笑着打开收音机,低头假装捣鼓了一阵儿。

  “谢谢你们。”冯海伯做惊讶状,低头致谢。两人挥手,准备离开之际,高个子又回头心有不甘地看了冯海伯一眼说道:“冯医生今后还是将收音机的声音开小一些,免得影响大家休息。”

  “好,我明白了。”冯海伯回答。等两人都离开后,冯海伯关好大门,在收音机旁的摇椅躺了一会儿,等外面再无任何声响后,敲了敲地下室的门,示意危险解除。在收音机的掩护下,电报发送成功,而这期间,再没有人来敲过门。

  七贤庄共十个院落,冯海伯租用的只是一号院,周边还住着许多邻居。邻居只当他这位金发蓝眼睛的外国牙医初来中国,借着收音机学习汉语,也不多追究。偶有人进来同冯海伯打个招呼,放下点东西,冯海伯轻声地道一声“你好”,便安静地坐在凳子上,听对面的人用他听不懂的话与他交谈。也许是他听不懂的缘故,有些人总喜欢来和他说话,像是对着教堂的牧师忏悔一般,而冯海伯也像牧师似的静静地听别人倾诉。这样的生活很好,与德国相比,更加平静,即使这平静下暗流涌动、危机重重。待到夜幕降临了,冯海伯收起诊所里的器具,往里屋里走去,地窖里的声响已经停息,他碧蓝色的眼睛扫过地窖的门,将一只椅子轻轻地放到上面,随后去睡觉。冯海伯知道,在他不知道的地方,有人彻夜不眠,仔细记录着这间小小牙医诊所地下室传送出去的每一声嘀嗒作响的电波声,规划着他似懂非懂的中国人的大事情。

  1936年12月12日,古城正发生一场震惊世界的大事变。但冯海伯并不清楚。他早早起床,从箱子里翻出了一条围巾,这是他刚来中国时,史沫特莱送给他的,很简单的一条浅咖色围巾,放箱子里久了,带着点樟脑丸的气味。这时,外面传来一阵枪声,冯海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走到院子里抬头四处望了望,他突然想起了自己和史沫特莱有个约会,便要去往西京招待所,看看住在那里的这位消息灵通的女士能够提供什么情况。他拉开门闩,开了一扇侧门出了院子,沿北新街向南走去。此刻,天色昏暗,只有一线亮光透出东方的天际,街道两侧还是一片漆黑。

  “谁?口令!”突然一声断喝,冯海伯虽然听不明白,但他看见全副武装的士兵端着枪,正对着自己。他感到了威胁,稍一犹豫,拔腿就往回跑。哗啦一声,对方子弹推上了枪膛。“站住!不站住就开枪了。”枪声响起,冯海伯身中三弹倒在路边。

  士兵围了上来,有人认识是冯海伯,就架起他送回一号院。冯海伯忍着剧痛,拿起注射器,给自己打了一剂强心针。但一个多小时后,他终因失血过多而离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空寂的咖啡杯,依然静静地放在“德国牙医博士冯海伯诊所”的木头桌子上,但它的主人再也不能把它重新捧在掌中。冯海伯在西安事变中被意外误杀,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冯海伯的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时间给了这座古城最深厚的积淀,岁月寒暑交替,记忆却无法熄灭。

  中国人民会永远记住温奇·海伯特,那个中文名叫冯海伯的牙科医生,那个在异乡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的、我们永远的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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