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冬天，战争的阴霾继续笼罩着华夏大地，而希望的曙光也开始慢慢出现……
193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在抵达陕北后便公开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这时，国民党的“五全大会”也正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会上宣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刻，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会场上，大员们有的漫不经心，有的交头接耳，有的打着哈欠。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却注视着一直低头沉思的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
杨虎城对蒋介石一意孤行地打内战，打心眼里不满意，他完全赞同红军宣言中的立场，很想改变一下西北的局势。而这位对日本集国恨家仇于一身，却只能奉命带领漂泊在外的数十万东北军连年“剿共”且损兵折将的“少帅”，也在不断地拷问自己：中国人打中国人，这样做难道不是令亲者痛仇者快吗？两人虽然并未明言，但心里都已经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持有异议，并打算与北上抗日的共产党取得联系。
相继返回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都不约而同地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秘密而频繁的接触。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对抓紧做好张学良、杨虎城二人的统战工作格外重视，以争取更多的抗日力量。1935年冬，中共中央建立了西北联络局，李克农任局长，并由周恩来、叶剑英直接领导，从事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1936年3月，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张学良下定了联共抗日的决心，亲自驾机飞到了陕北洛川，与中共中央的代表李克农见了面。双方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开诚布公的交谈，张学良在会谈中还希望能进一步和共产党最高层的领导人会晤。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很快便做出了批示。
不久，张学良一行便来到了延安，并受到了周恩来的热情接待，在司令部里，周恩来望着“极目长城东眺望，山河依旧主人非”的诗行，对张学良说：“从张将军这两句诗里，我们看到了您的苦闷和不平哪！”张学良听后说：“周将军，您应该相信，杀父之仇我没忘，失乡之苦我受够了，特别是‘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压得我在家乡父老面前抬不起头来呀！”周恩来道：“张将军，过去的无法挽回了，重要的是目前和今后怎么办？在这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我们相信您是会有所作为的。”张学良表示将以民族存亡的大局为由来说服蒋介石共同抗日。天亮了，宝塔山沐浴在晨曦中，张学良举杯走到周恩来面前：“周将军，今天的会见，将在我戎马生涯中揭开新的一页，我是说话算数的。”周恩来高兴得一饮而尽……与此同时，共产党对于杨虎城的统战工作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张、杨二人虽然若即若离，但对蒋继续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不满、对共产党主张的高度认同，使得二人在私下里就联共问题进行了多次沟通。
可是张、杨的举动，很快便引起了特务机关的警觉和监视。时局与信念终于把他们逼在了一起，他们决心联合起来劝谏蒋介石抗日。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在平息了两广兵变之后很快便飞到了西安临潼，他借观景抒怀，敦促张、杨向红军进攻。临潼公寓里，张、杨二人热泪盈眶地表述自己的心愿，希望蒋介石顺乎民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可是蒋介石对此无动于衷，并斥责他们“中共产党的毒太深了”，指令他们好好反省，并态度强硬地指出：“剿共”或东调两条路，限张、杨二人三天之内做出答复。
蒋介石的顽固态度，使张、杨的幻想彻底破灭。夜色中，张学良来到了杨虎城处，请杨虎城出谋划策，杨虎城思索了片刻，走近张学良，轻声问道：“你还记得几句古话吗？夏桀暴虐无道，忠臣屡谏不听，商汤何以挽其过？”张学良一听，便小声地答复道：“兵谏。”杨虎城点点头：“只有这么干了。”
1936年12月11日夜，古城西安表面上显得一片沉静，可是，一场震惊中外的事变即将发生。张学良公馆里，张、杨二人进行了秘密部署，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采取了捉拿蒋介石的行动。但是当兵士们冲进蒋介石住的房间时，蒋介石不见了。原来他一听见枪声就逃到后面山洞里躲了起来。张、杨一夜未睡，第二天早晨，当听到蒋介石在山洞里被擒的消息后，张学良长舒了一口气，对杨虎城说：“我俩真是胆大包天哪！”杨虎城回答：“不是包天，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哟！”两人起身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可是对于如何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们一时又拿不出办法，张、杨随即通电全国，并发报陕北，请中共尽快派代表团来，共同协商大计。
12日上午，在保安的党中央收到了西安发来的密电，接着又收到张学良邀请中共派代表团的电报。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解决西安事变。张国焘等人提出要“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周恩来当即驳斥说，这样做，正中汉奸们的诡计，只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才可以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共同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在周恩来发言时，毛泽东连连点头，表示赞许。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批判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重申了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精辟地分析了为什么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消息，一下子震动了全国和全世界。日本国会放弃休假，全天开会，担心蒋介石会被迫走上联合抗日的道路；意大利墨索里尼的女婿——外交部长齐亚诺，致电张学良，声言张如果和共产党合作，那与意大利就是死敌；英美担心事变会危及他们的在华利益；国民党内部以军政部长何应软为首的主战派，指挥军队进逼潼关，并策划轰炸西安，大规模内战的危险迫在眉睫；汪精卫则在日内瓦召开了英法德意四国大使秘密会议，随后拜见了希特勒；各地军阀在暗中窥测各方动向，妄图趁机插手、挑拨煽动；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的处置，当时没有明确主张，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对蒋介石是杀是放，也意见分歧；西安城内的杀蒋呼声则震耳欲聋……西安事变结局如何，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而党中央则做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策，并委派周恩来率代表团赴西安谈判。
14日，陕北高原正是隆冬季节。周恩来、罗瑞卿和随行人员冒着风雪，骑马从保安出发，两天走了200里，赶到延安。16日乘张学良派来的飞机抵达西安。接着，叶剑英、秦邦宪也来到西安。
当天晚上，期盼已久的张学良、杨虎城十分热情地宴请了中共代表团一行，张学良还特意把他们安置在自己公馆的东楼里。周恩来到达西安的当天晚上，就和张学良开始会谈。他认真地听取了张学良的意见，首先肯定了张学良的爱国行动，然后指出：蒋介石虽然被捉，但是他的实力还原封不动地保存着。再说，蒋介石部下的官兵，抗日思想也在与日俱增，应该争取他们共同抗日。如果杀掉蒋介石，只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能争取一个好的前途。两人一直谈到第二天黎明，一起研究了同蒋介石谈判的条件、对付亲日派的军事部署，以及如何统一部下的认识等问题。经过这一夜谈话，张学良对前途看得更加清楚，对逼蒋抗日也更有信心。
第二天下午，周恩来又去会见杨虎城。杨虎城本来以为，共产党跟蒋介石有十年血海深仇，一定会主张杀蒋，他没想到，共产党不仅不主张杀蒋，还认为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可以释放他。共产党这样以民族利益为重，杨虎城很是钦佩。不过，他仍然怀疑蒋介石是否会抗日，又认为蒋迟早会对他进行报复。经过周恩来再三解释，他终于放下顾虑，同意了共产党的主张。
蒋介石被捉住以后，西安古城沸腾起来。工人、学生、市民纷纷拥上大街，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各界救亡团体呼吁全国军政领袖齐赴西安，商讨救亡大计。周恩来在局势瞬息万变、斗争尖锐复杂的危急关头赶到西安以后便立即展开工作，表现了坚定的原则立场、无畏的革命胆略和灵活的斗争艺术。对于反动军阀、汉奸的蓄意破坏，他给予针锋相对的回击，坚决进行斗争。对西北军、东北军中的爱国将领，则充分肯定他们的爱国行动，分析当前形势，宣传统一战线政策。
经过几天艰苦紧张的会谈、说服，周恩来声音有些沙哑，眼睛也熬红了。这时，杨虎城部队中还有一些军官强烈要求杀掉蒋介石，甚至准备闹事，说什么“蒋介石是我们抓的，不能由共产党来处理，不能说放就放”……当周恩来得知这个消息时，他毅然决定马上去做工作。当时许多人都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不主张他去，怕那些军官正在火头上，万一谈崩了会出问题。周恩来却说：“不必担心，他们是真心爱国，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能够说得通。”
周恩来连警卫员也没带，只身来到那些全副武装、准备闹事的军官中间。开始，气氛很紧张。有个军官大声喊道：“不杀蒋介石后患无穷！”周恩来冷静地回答说：“杀还不容易，一句话就行了。”
在场的军官一哆嗦，马上都安静下来了。周恩来便循循善诱地指出，这次把蒋介石抓起来，不同于十月革命逮捕克伦斯基，也不同于滑铁卢擒住拿破仑。前者是革命胜利的结果，后者是军事失利的悲剧。现在，虽然蒋介石被抓住了，但是国民党的实力并未受到损失。英美与日本有矛盾，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强大压力下，英美也主张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我们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逼蒋抗日，建立爱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此外，中共代表团成员，还花了许多时间，向东北军、西北军的官兵和西安城内的群众，做了许多宣传解释工作。而蒋介石在得到宋美龄托人带来的密信、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态度也开始有了变化，他写了一道手令，命令何应钦三天之内停止军事行动。南京的亲英美派也很快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宋子文、宋美龄等人随即乘飞机来到西安，准备与共产党谈判。
23日，谈判在张学良公馆举行。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参加谈判。在第一次会上，他首先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接着，他又同宋子文、宋美龄多次交谈，对他们进行耐心诚恳的说服，所以谈判进行得比较顺利。经过两天的谈判，最后达成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等六项协议。
为了巩固谈判成果，周恩来又在张、杨和宋氏兄妹陪同下，于24日晚上去会见蒋介石，蒋介石自知对共产党血债累累，所以被捉后最怕共产党插手。他想，这一回，共产党是不会饶他的，当他听说共产党不主张杀他，觉得十分意外。蒋介石正在寻思，张学良抢先跨进他的住室报告：“委员长，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先生来看你！”
蒋介石脸色骤变，连叫：“不见！不见！”张学良笑着说：“周先生已经来了！”
说话间，周恩来走进了蒋介石的房间。蒋介石慌忙从床上坐起来，一手按着摔伤的腰，一手招呼周恩来坐下。
周恩来从容地同蒋介石握了握手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你显得苍老多了。”
蒋介石听着，暗暗点头。周恩来严肃地说：“蒋先生，你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十年来牺牲了千百万中国革命者，我的头也是从你的眼皮底下滚过来的。这些，现在都不去说它了，我们大家一起抗日吧！”
蒋介石叹了口气，说：“我也后悔杀的人太多了。”宋美龄赶紧上来打圆场说：“算了吧，以前的事别说了，以后再不要剿共了。”
最后，周恩来谈到谈判达成的六项协议。蒋介石沉默地思考了一会儿，表示同意做出口头承诺，但坚决拒绝在任何书面文件上签字。蒋介石还邀请周恩来在他回南京以后，去南京谈判，这样，和平谈判初步成功了。
25日下午，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回南京。这件事，张学良做得太匆忙了。他既没有和大家商量释放蒋介石的具体办法，更没有告诉大家他自己要陪着去。结果，蒋介石一回到南京，就背信弃义，把张学良软禁了起来。不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已经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蒋介石想要扭转也不可能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周恩来又多次往返于西安、南京、延安之间，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终于使国民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全国范围的抗战局面一步一步形成了。
在这一场惊心动魄、举世瞩目的斗争中，周恩来在西安度过了60多个日夜。他每天早出晚归，和代表团其他同志分头深入各抗日团体、机关、部队、学校，开会、做报告、个别谈话，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深夜，他还要分析形势，起草给党中央的请示函电。西安的人民群众把他看作伟大的革命英雄，到处传诵着他的事迹。人民群众从他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远见卓识和高贵品质，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当时，有一位记者曾经这样描绘他：“周恩来先生身体消瘦，穿着布军装，扎着士兵的皮带，胡须很黑，一双朴实的眼睛炯炯夺目。如果他站在士兵中，不去演说和辩论，谁也不会看出他是中国的一个伟人。”
在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的努力下，经过坚决斗争，蒋介石被迫表示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接受联合抗日主张，停止内战，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毛主席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姜春光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指导教师：宋希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