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西安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前后。早在1908年, 留学日本的陕籍学生、同盟会会员井勿幕就曾在《夏声》杂志上发表题为《二十世纪之新思潮》一文，其中初步介绍了马克思和社会主义。此后，井勿幕多次到西安活动，传播新思想，马克思主义在西安开始逐步传播。五四运动后, 新文化运动迅速发展为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在西安的传播和影响通过各种形式逐渐扩大并不断深入。

外地求学的陕籍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以后，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刘天章、李子洲、杨钟健等人，参加了北大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他们把刊登有李大钊等人文章的《新青年》杂志和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报刊书籍，寄给西安及其周边地区的进步青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魏野畴、杨明轩等人，上海震旦大学的雷晋笙等，也利用邮寄书报杂志、寒暑假期回家等方式和机会，向西安及关中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魏野畴

与此同时，他们积极创办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3月，旅京陕籍学生发起组成了三秦公民救陕会，创办了《秦劫痛话》，主要针砭时政，开社会风气，揭露地方军阀在陕西的各种恶政。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后，旅京陕籍学生思想水平有了较快提升，认为创办《秦劫痛话》“动机相当幼稚”“谈不到有反抗的勇气”。《秦劫痛话》停刊不久，1920年1月，刘天章、李子洲、魏野畴等以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创办了《秦钟》。魏野畴在《秦钟》创刊号上发表《潼关外之新思潮》一文，鼓励陕西人民学习马克思主义新思想，号召人们用科学的态度研究社会、改造社会。因《秦钟》激烈地抨击时任陕西督军陈树藩，揭露其军阀本质与祸陕行径，引起陈树藩的恐慌。他指派人到北京对旅京陕籍学生釆取分化政策，故《秦钟》出版6期后就停刊了。

《秦钟》停刊后，刘天章、李子洲、杨钟健、杨晓初等人又创办了《共进》半月刊。《共进》杂志从1921年10月10日创刊，到1926年9月停刊，共出版105 期，还出过4期增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不多见的延续时间比较长、影响较大的刊物之一。《共进》杂志明确提出打倒帝国主义 与军阀的政治主张，赞扬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比如1923年5月1日出刊的《共进》第37期发表了题为《“五一”》《“五五”》两篇文章，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和马克思诞辰105周年。《“五五”》一文称赞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学派的始祖”“大社会学者兼大历史哲学者”，指出马克思阐明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意义，发现了唯物史观，将社会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三个组成部分也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该刊还陆续转载中国共产党刊物《向导》、共青团刊物《中国青年》的文章以及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章。该刊最多时发行三四千份, 不但遍及陕西全省各县署、各学校、各重要机关，而且行销全国各大埠，甚至到了台湾、日本、欧洲各国；其主要读者是共进社成员和陕西中小学校师生,“给西北社会，尤其是中小学校学生、教员这一阶层，输入了新思想、新学说、新文化、新的民主（介绍苏联）与科学（社会科学） 知识”。《共进》杂志以其内容和影响力，成为新思想与新文化， 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陕西传播的桥梁。

1921年10月，陕西旅京学生刘天章、 李子洲、杨钟健、魏野畴等创办的进步刊物《共进》

1922年，屈武、武止戈等在天津创办《贡献》月刊。刊物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贡献》月刊的文章称赞马克思为社会主义经济学派的始祖，是大社会学者兼大历史学者、最有力的社会主义者；他阐明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意义，使资本和劳动得到新的正确的解释；他发现了唯物史观，使人们得到社会进化的规律，更使人们得到了研究社会学和历史学之科学的方法；他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阶段发展到了科学阶 段；他发明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使无产阶级由“自在”走上了自由的道路。

1922年，陕西旅津学生屈武、武止戈等创办的进步刊物《贡献》

此外，旅外学生创办的刊物还有在上海震旦大学上学的雷晋笙与严信民等主编的《秦铎》、南通陕籍学生创办的《竞进》、湖北陕籍学生创办的《陕南旅鄂同乡学会》等。这些刊物在评论陕西政局和宣传民主思想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刊登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西安地方报纸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西安地区创办的报刊中,较早系统刊登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是《西北日报》。 该刊从1919年9月到1920年10月，连续数十次以社论或专栏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刊登了《马克思之剩余价值论及其批判》

《理想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之一斑》等文章，并不断刊登报道十月革命后苏联国内形势的消息。

1920年7月15日创刊于西安的《鼓昕日报》

1920年7月，具有进步思想的陕西省参议会参议员田瑞轩创办了《鼓昕日报》,从创刊到1921年4月被迫停刊的 10个月当中，连续不断地刊登了许多介绍社会主义的译文和文章，如《布尔塞维克主义论》《俄国联工会之实力》《列宁之演讲词》《民主主义论》《活动与休息》《反对婚姻专制》和李大钊的《各国妇女参政运动》等，尤其是《布尔塞维克主义论》，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称颂十月革命为“社会主义史上之奇光异彩”，赞扬苏联国内形势为“蒸蒸日上，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无怪世界惊骇，人人叹赏”，阐述“不劳动者不得食”是人类生存必不可缺的共同原则。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批判了无政府主义、非国家主义的思潮，指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1922年5月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陕西旅外学生中的一些党、团员受当地组织的委派陆续回陕，创办进步刊物。1924年10月,魏野畴在西安创办《青年文学》（后改为《青年生活》旬刊）。同年12月，雷晋笙创办《西北晨钟》，积极向青年和社会各界介绍新理论、新思想，传播新文化知识。1925年8月，魏野畴等经过精心策划，创办《西安评论》，张性初（张秉仁）、高克林、任致远等人担任编辑和发行，魏野畴、杨明轩、刘含初、安存真、张秉仁、王尚德、关中哲、张金印、何挺杰等人积极撰稿。11月共青团西安地委成立后，将《西安评论》作为机关报。《西安评论》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种种罪恶给予深刻揭露，对群众运动给予及时的正确指导，成为西安青年学生争相传阅的宝贵读物，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为动员和组织西安人民进行国民革命，推动西安地区工农运动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1926年4月，《西安评论》被迫停刊。在创办的七个月当中, 《西安评论》共出版36期，增刊一期。每期印数从最初的500份增加到后来的2000份，最多时达到12000份。读者从青年学生逐步扩大到工、农、商、学、兵等社会各阶层，甚至被人带到国外，在海外华人中流传。因此，《西安评论》被誉为“古城西安的号角”。

 古城西安的号角”——《西安评论》

马克思主义同西安革命斗争实践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较为系统地传入西安虽然较晚，但从一开始就同西安社会实际相结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党团员以课堂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1924年底，在上海任教的刘含初回到西安，先后任陕西省教育厅科长、西北大学教务长。他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向师生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联络西安各界人士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引导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

传播马克思主义同驱逐陕西军阀势力相结合。1923年3月10日出版的《共进》第33期刊登的《本社宣言》，提出把反军阀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联系起来，认为中国目前应解除两大恶势力，就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政治，打倒军阀是对内谋取政治清明的唯一的方法，解除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则是釜底抽薪。8月25日出版的《共进》第44期刊登的《“打倒军阀”的意义》一文提出，打倒军阀武力，必须用革命武力，要建立联合战线，发动工人、农民、商人，教育界、实业界等各阶层被压迫人民，去打倒封建军阀。从这些观点中可以看出，西安革命进步青年已把反对地方封建军阀的斗争提高到全国性的反帝反封建的高度来认识，指出必须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来完成这个任务。

把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建立青年进步组织结合起来。1922年10月，旅京陕西进步学生成立了共进社。魏野畴、王尚德于1924年指导张性初（张秉仁） 等成立了青年文学社（后改为青年生活社）。同年8月，雷晋笙等也在西安建立了西北晨钟学社（后改为西北青年互助社）。这些组织团结了一批优秀青年学生，积极向青年灌输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不断唤起青年的觉醒和鼓舞青年有组织地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为西安党团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