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破“四旧”运动范围的不断扩展，斗争的对象也不断扩大。一大批领导干部、知识分子、爱国人士以及所谓的“地、富、反、坏、右”被残酷迫害，任意揪斗、殴打和抄家。至1966年10月，被查抄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及不法资本家11035户，被遣送回原籍的2295户6689人，先后被红卫兵打死和逼迫自杀的达127人。

■1966年11月23日，中共西安市委被迫作出公开检讨，认为“西安市委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从开始就执行着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贯彻执行了不少妨碍群众运动的错误措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使全市的文化大革命遭受到严重挫折”，要求“广大革命群众，把斗争锋芒集中对准市委，猛烈开火。”此后，市委大多数领导千部受到揪斗、批判，无法工作。

■1966年12月上旬，西安地区的工厂、农村开始建立群众造反组织，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活动，城市厂矿、农村社队之间进行串联等做法得以合法化，“文化大革命”运动全面扩大到工农业生产领域，厂矿领导、车间主任、生产队长遭批斗或“靠边站”，经济工作的正常运行已十分困难。

■1967年1月23日，西安地区的造反派组织“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工矿企业联合会”（简称“工联”)等造反组织成员，先后夺了中央西北局、中共陕西省委、中共西安市委和西安市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权，一大批领导干部“靠边站”，遭受批判，党政群组织全部瘫痪，被迫停止工作，工农业生产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

■1967年3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成立了“西安地区驻军支援左派统一指挥部”，贯彻中央“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指示”（简称“三支两军”)要求，派军队干部和部队进驻党政机关和部分单位，实行暂时军管，对维护西安地区的社会稳定，促进工农业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67年9月2日，西安地区的两派群众，组织动用了大量汽车、消防车、机枪、冲锋枪、步枪等武器及电台进行武斗，致使56人死亡，数百人受伤，造成交通中断，工厂停产。同日，白家口、胡家庙地区也发生了武斗。直到晚间，经周恩来总理指示后，武斗才被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