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许权中旅是当时陕西地区由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最大的一支革命武装力量，也是渭华起义的主力。许权中凭借着自己多年的军事经验，在复杂的局势下，审时度势，提出了渭华起义的方案，但最终未能付诸实施；部队面临分裂危机时，他顾全大局，毅然参加渭华起义，积极工作，并在危急时刻指挥所率部队反击军阀的武装进攻；起义遭受严重挫折时，他临危受命，为部队谋求出路，力图保住革命的火种。因此，对许权中在渭华起义中的军事主张和历史作用应该予以客观评价。
关键词：许权中；许权中旅；渭华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在陕西渭南、华县一带爆发的渭华起义，是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以军事力量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西北地区最大的武装起义，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许权中旅在起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是起义的中坚力量。许权中个人也在渭华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时值渭华起义爆发90周年，客观评价许权中在渭华起义中的军事主张和历史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许权中旅——渭华起义的中坚力量
许权中旅是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为基础组建的。大革命失败以后冯玉祥清共，命令中山军事学校师生与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合并编为一个旅，由政治保卫部部长兼中山军事学校校长史可轩率领，开赴河南前线，妄图乘机消灭。中共陕西省委为了保存这支革命队伍，决定部队不去河南，令史可轩率军北上，独立发展，继续坚持革命斗争。1927年7月14日，旅长史可轩按照党组织的决定，带领这支千余人的部队离开西安，原计划在陕北落脚，建立革命根据地。7月29日，部队行至富平县美原镇时，史可轩不幸被当地军阀田生春杀害。部队得知史可轩遇难后极度混乱。在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许权中临危受命，及时稳定了部队。由于突发事件使部队的处境十分危险，许权中不得不改变原计划陕北落脚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设想，重新寻找出路。
为了保存党领导的这支部队，许权中等认真分析了周围各军阀矛盾的情况，决定“找主求生”，但一定要保证部队的独立主动权。经商议，决定“投靠”陕军冯子明。冯子明将这支部队改编为独立第三旅，任许权中为旅长，先后驻防临潼关山镇、泾阳县云阳镇及三原、高陵等县。全旅共1290余人，其中有共产党员53人，共青团员13人，组织比较健全。然而，冯子明一直对许权中旅心存疑虑，有吃掉这支部队的打算，指派少数人监视许旅的行动并图谋暗杀许权中。在此情况下，1927年底，许旅由三原、高陵等地进驻商洛山区，归属陕军李虎臣部，许权中继续担任旅长，驻防洛南县寺坡、三要司等地。该旅设中共旅委员会，高克林为书记，许权中、杨晓初、张汉俊、高志凯为委员。为了加强许旅党的工作，1928年1月下旬，陕西省委陆续派刘志丹、唐澍、谢子长、吴浩然、廉益民、李大德等人到该旅工作，积极对部队进行组织整顿、思想教育、军训和扩军，部队很快发展到2000多人，党支部增加到18个，党员增加到165人，团营均建立了党支部。部队内部加强了组织整顿，由共产党员代替那些不可靠的旧军官，加强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这支由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此后成为渭华起义的中坚力量。
192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陕西决议案》指出：“党的总的政策——工农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无疑的是陕西革命发展的前途。陕西党部目前的任务则是要发动工农群众的革命高潮”“在党的领导之下使城市工人的势力和乡村农村的割据势力及革命士兵的响应互相联合衔接，以造成一县或数县的割据局面”。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3月22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以渭南、华县、五一、华阴、临潼五县为陕东暴动区，并于4月1日成立了中共陕东特派委员会，指导陕东各地斗争，准备暴动。为了加强农民武装力量，陕东特委还从渭南、华县选调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到许权中旅学习军事。4月下旬，这批受训人员在许旅营长张汉俊的率领下，携带枪支弹药返回渭华，陕东特委将其正式编为陕东赤卫队，任命张汉俊为队长，冯养浩为中共支部书记，薛自爽为副队长，下辖三个分队和一个大刀队，约百余人。这支由许旅帮助培养骨干的陕东赤卫队，也是后来渭华起义的重要力量。
二、许权中在渭华起义中的作用
在接到陕西省委、陕东特委要求许旅参加渭华起义的指示后，许权中即结合形势提出了军事斗争的方向和方案。在意见发生分歧，刘志丹等执行省委指示，在未告知许权中而带部队参加渭华起义的情况下，许权中以大局为重，搁置争议，参加起义，积极工作，英勇奋战。渭华起义严重受挫后，许权中再次临危受命，积极为党掌握的部队谋出路。
审时度势，提出军事斗争方向。1928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从上海返回，带回了中共中央抄转给许旅党组织的一封指示信。信中提到旅委目前工作要点为肃清内部，发展组织，扩充军队，加紧党的训练，并就许旅脱离李虎臣之后的出路给予指示。其第一条为，“开赴陕中农运与党比较有基础的地方，去帮助并发动农民暴动，有可能时，可以形成一割据的局面。”4月，陕西省委明确要求许旅开赴渭华地区，配合农民起义，准备在渭华建立根据地。而李虎臣则命令许旅开赴潼关去攻打冯玉祥。旅党委在讨论执行省委的指示时发生了意见分歧。许权中建议，“可利用李虎臣调许旅出山之机，先攻占潼关，将反冯战争挑起波澜，极力造成军阀混战、无暇顾我之局面，然后再寻机撤出潼关，回到渭华参加暴动。”而唐澍、刘志丹等则同意省委的指示，主张拒绝执行李虎臣的命令，部队不去潼关，而是直接去渭华参加起义。旅党委内部的分歧没有达成统一，最终部队按许权中的意见，派雷天祥率教导营一部去渭华配合农民武装开展斗争，余部于5月7日开赴潼关。但旅党委之间的意见分歧没有得到解决，为后来的“撤军”事件埋下了伏笔。
顾全大局，参加起义积极工作。部队开往潼关后，唐澍、刘志丹等经过商议，仍认为应该执行省委指示，故在没有告知旅长许权中和旅委委员杨晓初的情况下，即以党团组织系统通知党团员撤出战斗，急行军赶往渭华地区参加暴动。当晚，许权中、杨晓初回营地发现一部分部队已撤走，但因为不是通过军事系统通知部队撤出战斗，故还有一千多人未撤离。这时，有人劝许权中背叛革命，另立山头，他表现得极其坚决，毫不迟疑地枪毙了分裂党的叛变分子，断然杜绝了有人企图挑拨、分裂和背叛革命的阴谋，带着随行人员毫不动摇地追赶部队。③许旅到达华县瓜坡镇后宣布起义，参加渭华地区农民起义。部队在高塘镇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唐澍，军委主席刘志丹，政治委员刘继曾，参谋长王泰吉，军党委书记吴浩然，总顾问兼骑兵分队队长许权中。全军千余人，设四个大队和一个骑兵队。渭华地区武装斗争风起云涌，很快形成了以华县高塘、渭南塔山为中心，东至少华山，西到临潼，北接渭河，南连秦岭，约200平方公里的红色割据区域。许权中虽然失去了军事最高指挥权，但他并未灰心丧气，而是积极地参加起义工作。他指挥第四大队和骑兵分队在崇凝镇一带，和陕东赤卫队一起支持组织起来的农民协会，并与他们相配合，努力帮助各村庄普遍建立起村苏维埃政权，掀起了打土豪的高潮，烧毁地契文约，没收地主的钱财粮食，并分给贫苦农民。④他领导的骑兵小分队还袭击渭南县城附近的敌人、敌人从西安到潼关数十里的交通运输线以及敌人的驻军据点。⑤然而，由于渭华起义爆发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要害地带，致使国民党陕西当局视渭华起义军为“心腹大患”，欲剿灭之而后快。从5月中旬到6月中旬，宋哲元调集主力部队，对渭华地区起义部队先后发动多次进攻。6月19日，宋哲元亲率魏凤楼、田金凯、孙连仲三个师，在地方民团的配合下，分三路向高塘和塔山合击。工农革命军在唐澍、刘志丹、许权中分别指挥下，英勇阻击各路进犯之敌，与十倍于我之敌展开激战，但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撤向渭华南山。以高塘、塔山为中心的红色区域全部被国民党军队占领。6月25日，唐澍、刘志丹率工农革命军大部退到洛南县两岔河保安镇，许权中、杨晓初率一部退到蓝田县许家庙一带隐蔽。7月1日，工农革命军一部在保安镇又遭李虎臣部五个旅及民团的袭击，总司令唐澍和陕东赤卫队队长张汉俊在战斗中牺牲。后来，部队转移到蓝田县张家坪，与许权中、杨晓初会合。
临危受命，设法保存革命火种。渭华起义遭受严重挫折，使旅党委及省委认识到许权中军事主张的正确性。在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根据省委精神，由刘志丹、刘继曾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严肃认真地总结了渭华起义的经验教训，并决定：取消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及军事委员会，党在军队中的组织转入秘密活动，不开展苏维埃运动，把部队仍交给许权中指挥，通过许权中的个人关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设法保存党领导下的这支革命武装力量。随后，许权中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并通过中共蓝田党组织负责人赵伯平吸收当地一部分农民武装，当地民团分团长尹耕辛（地下党员）也带领三四百人和枪加入，再次扩大了部队。同时，许权中又通过私人关系与国民党李虎臣部刘文伯取得联系，暂归刘部，保存力量。8月24日，许权中带领部队离开蓝田进入河南。部队本欲在途中寻求机会建立根据地或与贺龙部队会合，不料行至河南邓县，遭到地方反动民团与红枪会的包围袭击。许旅余部的一部分化整为零回了陕西，一部分去了确山。邓县失败，意味着历时四个月的渭华起义失败，意味着党失去了当时在西北领导的唯一一支武装力量。
三、许权中在渭华起义中的主张与作用评价
渭华起义的失败，既有敌我力量悬殊的客观因素，也有缺乏对形势的正确估计、缺乏领导经验、在策略方面也有某些失误等主观因素。客观评价许权中在渭华起义中的军事主张和历史作用，有助于系统总结渭华起义的经验教训和正确认识渭华起义为刘志丹、谢子长等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提供的借鉴作用。
许权中的军事主张被证明是正确的。“起义失败后，证明了权中的意见是对的。”②实践证明，许权中提出的军事主张是他对中央、省委的指示精神认真研究，并结合当时特定的斗争形势，为党选择和提出的最佳起义方案。渭华地区，南面是秦岭，北面是渭河，地区狭小平坦，不利于打游击；西距敌人统治中心西安市不到一百公里，东离敌人交通要塞潼关只有百十里，许旅贸然开赴渭华地区参加起义，必会引起反动势力的疯狂“围剿”。如若许旅挑起军阀混战，为渭华地区党组织争取时间，集中精力组织、训练地方武装，巩固政权，分配土地，发动群众，必能增强抗敌力量，既可以支援配合农民斗争，又可根据形势的发展相机参加起义。遗憾的是，许权中的主张在当时“左”倾思想的影响下，并未得到广泛认同，最终部队直接参加渭华起义并遭到失败，党失去了当时在西北领导的唯一一支武装力量。高克林后来回忆：“今天看来，提出在这个地方建立根据地是不合适的。”“工农革命军的失利，渭华农民暴动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功，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1928年我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当时暴动中的一些领导人缺乏应有的经验，受当时党内左倾盲动主义残余的影响，这些都是这次暴动失利的客观原因”。①
许权中在军事上的成熟老练为刘志丹等后来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借鉴。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进行了认真的总结，认识到许权中军事主张的正确性。据马文瑞回忆：“渭华起义失败后，志丹回到陕北，常对人讲，他对不住许权中同志……志丹总结说：‘权中年龄长，长期指挥打仗，有经验，我当时也考虑到他的意见，但更多的是从政治上考虑，盲目成分大，还要服从上级决定，就这样，我做错了，事后我要向权中同志道歉，但在敌人的追赶下，我们分散了，没有机会了，真遗憾。’……抗战中国民党暗杀了他，志丹夫人同桂荣同志知道后很难过。全国解放后，她主动和许权中夫人、子女联系，来往密切。许权中夫人张雅君说：‘权中常说，志丹是个领袖人物，有政治家风范，他能谅解党组织和志丹’。同桂荣说：‘他们是朋友，志丹有了渭华起义的经验，在陕北才搞得好了。’”正是基于渭华起义失败的教训，刘志丹在此后的军事斗争和根据地创建中，不仅注重选择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开展工作，而且工作中首先注意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灵活开展革命斗争，健全与发展党的组织。因此，在党的领导下，他成功地创建了西北工农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并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唯一仅存的一块完整的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奠定了基础。
许权中具有忠诚于党的崇高品格。在陕西省委、陕东特委要求部队开赴渭华参加起义时，他敢于审时度势，以党的事业为重，坚决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和意见，在当时党内“左”倾盲动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这无疑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唐澍、刘志丹等未告知他，就带一部分部队开赴渭华地区，许权中发现后即带一队骑兵追上部队参加起义。由此可见，许权中对党的武装暴动政策是拥护和赞成的，是抱着对革命负责的态度，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主张，但在关键时刻执行了党的政策，体现了大局意识。部队整编为工农革命军后，剥夺了他的指挥作战权，只任其为总顾问，甚至因为他在军事行动上未按照省委指示进行，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提出“永远开除”他的党籍（潘自力代表省委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对许的处分太重，以后报告中共中央，中央也未批准），但他并未计较个人得失，仍然英勇参加战斗。“当渭华起义的工农革命军面临被围攻，被扼杀的不利时刻，宋哲元亲派三个说客，以‘师长’为诱饵劝降时，许权中丝毫没有为眼前的名利所动心，果断地杀了说客，带领骑兵分队，激战箭峪口。”渭华起义遭受重大挫折后，许权中再次临危受命，为部队谋出路，设法保存革命的火种。许权中这种实事求是、顾全大局、忠诚于党的崇高品格，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90年后，我们再次评价许权中在渭华起义中的军事主张和历史作用，丝毫不是要否定或者弱化渭华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而是要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刘志丹等正是因为认真总结渭华起义的经验教训，包括认识到许权中正确估计客观形势的前瞻性，才再接再厉，在陕甘边、陕北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使“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在西北高原上逐渐形成燎原之势。我们今天也要继续继承和发扬许权中在渭华起义中表现出来的实事求是、顾全大局、忠诚于党的崇高品格，为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发表于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两点一存之纪念渭华起义9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73-1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