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5年初，中央红军进入黔北境内，迂回转战于余庆、湄潭、遵义、绥阳、桐梓、习水、赤水、仁怀等地，时间长达3个多月，足迹遍及遵义的200多个乡镇。遵义地区是中央红军长征停留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发生重大事件最多的地方之一。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前，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急局面。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遵义召开了系列会议，开展了系列军事行动和政治活动，实现了红军长征从被动到主动、从失败到胜利、从悲观到乐观的伟大转折。

关键词：遵义；长征；转折

遵义是黔北重镇，也是著名的革命老区。1935年，红军在这里转战3个多月，发生了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对整个长征乃至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时值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笔者试图从党和红军到遵义前的危急局面、到遵义后召开的系列会议和进行的军事活动入手，就遵义在中央红军长征中的历史地位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生死攸关——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前的危急局面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在内忧外患的双重逼迫下，红军在到达遵义前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一）内忧：“左”倾路线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中央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深层原因则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他们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的手段，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在军事上采取消极防御方针，实行分兵防御、“短促突击”战术，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最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长征开始后，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仍掌握在“左”倾教条主义者手中，他们在转移时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将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式的行动，造成部队行动迟缓，常常是一夜只能翻一座山。面对敌人重兵逼近，博古、李德等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

（二）外患：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分4路“围剿”中央苏区。长征开始后，蒋介石又调动粤军、桂军、湘军、黔军、滇军、川康军等数省的军阀部队与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一道，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安排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中央红军虽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但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为强渡湘江，红军各军团浴血奋战，与敌搏斗，损失惨重。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残酷的事实教育了广大红军指战员和中央的部分高级干部。湘江战役后，广大干部、战士眼看党和红军几乎濒于绝境，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许多人深感焦虑，认为不解决军事指挥这个关键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立即转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在随后召开的黎平会议上，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多数中央高层的赞同和支持。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七座县城，渡过乌江，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红军进入遵义后，就把国民党十几万“追剿军”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这为中央总结失败教训和纠正路线错误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二、转危为安——中国革命在遵义拨正航向

中央红军进入黔北境内，迂回转战于余庆、湄潭、遵义、绥阳、桐梓、习水、赤水、仁怀等地，时间长达3个多月，足迹遍及遵义的200多个乡镇。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遵义召开了遵义会议、苟坝会议等重要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展了娄山关战斗、遵义战役、四渡赤水等关键战役，提振了广大红军战士的信心和勇气，为红军赢得了战略主动；开展了宣传扩红、建立地方政权、筹备后勤保障等工作，播下了革命火种，赢得了人民支持。这些都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一）遵义系列重要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1935年1月15日

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明确回答了红军在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变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①3月10日至12日，中共中央在遵义苟坝围绕是否进攻打鼓新场召开会议。这次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意见，撤销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军事，这从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保证了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尽管此时毛泽东名义上并不是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但是邓小平曾指出，“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②中共中央在遵义期间，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尤为关键，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对于红军长征的胜利乃至中国革命的成功至关重要。

（二）遵义系列军事行动，提振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信心和勇气。中央红军在娄山关曾进行了两次战斗。一次是为保证遵义会议召开而进行的由南向北攻克娄山关的战斗，一次是二渡赤水后为出其不意回师黔北而进行的由北向南攻克娄山关的激战，两次均取得重大胜利。第二次攻克娄山关后，毛泽东难掩激动心情，策马登上娄山关，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2月28日晨，红军在遵义城南红花岗、老鸦山与赶来增援的伪中央军激战，歼灭吴奇伟五十九师、九十三师大部，并将敌赶到乌江以南，胜利结束了遵义战役。娄山关激战与遵义战役的胜利，使红军摆脱了被动地位，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在川、滇、黔边区全歼红军的梦想。而红军在短短5天之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敌两个师又8个团，取得了长征开始以来最大的胜利，提振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信心和勇气，蒋介石受此打击，情绪黯然，称此战为“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遵义战役后，红军又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兵临贵阳，西进云南，巧渡金沙江，冲出绝境，实现了北上抗日的伟大战略计划。

（三）党和红军在遵义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红军在遵义转战三个多月，虽然受国民党军队“追剿”影响，行踪飘忽不定，但是始终没有忘记践行自己的宗旨，播下革命火种。红军通过刷写标语、散发传单、召开群众大会等方式宣传党的性质和纲领，宣传红军宗旨、任务、纪律以及抗日主张等；先后在遵义地区建立了中共遵义县委、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湄潭县革命委员会、桐梓县苏维埃政府、桐梓县革命委员会、习水县革命委员会等地方政权组织，建立了“红军之友社”“遵义赤色工会”“桐梓县农民委员会”“绥阳县农民协会”等革命群团组织；红军军纪严明，不扰民、官兵平等、维护穷人的利益，使遵义人民认识到红军与军阀军队的不同，真心拥护和支持红军，积极地帮助红军渡江，救治红军伤病员，积极参加红军。这些活动为宣传革命思想，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配合红军的长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转折之城——红军长征在遵义的历史地位

遵义，是红军长征胜利的起点。红军长征在遵义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改变了红军长征以来处处挨打的被动局面，赢得了战略和战术上的主动；改变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遭遇，赢得了数次战役乃至红军长征的最终胜利；改变了红军因失败而滋长的悲观失望情绪，重新激发起广大红军指战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一）实现了红军长征从被动到主动的转折

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前，一直处于被动的局面。这种被动主要表现在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政治上的被动，主要是“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教条主义这双“无形的手”束缚着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思想，因此缺乏力挽狂澜的决策能力。军事上的被动，一是表现在军事路线上，采取单纯防御的路线，没有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军情调整决策和部署；二是表现在中央计划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被国民党当局洞悉。陈云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相关情况时，叙述了红军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因为他们早已从地图上料到我们将出现在哪里，将往哪里前进。于是我们变成了毫无主动权、不能进攻敌人，反而被敌人袭击的对象”。

红军长征在遵义实现了由被动到主动的伟大转折。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系列重要会议首先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明确地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否定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重新确定中央红军新的机动灵活的作战方针。遵义会议期间及以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正确指挥下，一反以前的被动局面，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遵义会议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改变黎平会议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最终根据全国的形势和情况的变化决定北上。刘伯承曾回忆：“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们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们渡江却又远途回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

（二）实现了红军长征由败转胜的重大转折

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前经历了多次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之所以长征，就是因为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节节失利，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根据地的腹地，才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开始后，中央主要领导者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没有对广大干部、战士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还把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式的行动，致使部队行动迟缓。为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四道封锁线，红军殊死搏斗，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红军到达遵义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指挥下，利用国民党军之间的矛盾，充分发扬红军运动战的优长，声东击西，避虚就实，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界地区，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重兵集团之间，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企图。其中，四渡赤水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是以少胜多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神来之笔”。毛泽东曾评价道，正是由于在遵义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形成党中央新的领导，“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

（三）重新激发出红军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第五次反“围剿”战斗的迭次失利，使部分人对于能否粉碎这次大规模的“围剿”持有悲观、恐惧和失望的情绪，甚至在红军高级将领中亦有人存在着惧怕红军远离根据地作战的右倾错误心理。长征开始后部队连续受挫，不到两个月时间，红军已减员过半。虽然连续突破了四道封锁线，但仍未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加之转移方向不明确，不少干部战士对红军的前途感到迷茫，士气十分低沉。面对此种情形，连博古都感到悲观失望，无所适从。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当时“，如何巩固提高部队的士气”，已成为完成长征任务的“一大难题”。

红军攻占遵义，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攻占的最大城市。在这里，部队得到了长达12天的休整时间。红军不仅得到物资、新兵补充，而且还有政治宣讲、群众大会及文娱活动，使红军长途跋涉的疲劳得到恢复，精神为之一振。转战遵义期间，中央红军先后取得了强渡乌江、激战娄山关、四渡赤水等战斗、战役的胜利，大大地提振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信心。据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回忆：“由于部队节节胜利，全军上下士气高昂，前些日子的那种艰苦和愤懑早被广大指战员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就连我们无线电队那几个爱哭鼻子的小鬼，也迈开两腿跑得飞快，脸上的笑容连日不消。”最令广大指战员高兴的是，党和红军形成了强有力的军事领导层。据曾克林将军回忆，“叶剑英同志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当叶剑英同志传达到成立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时，全场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

红军长征胜利的过程，是一个从被动到主动、从失败到胜利、从悲观到乐观的过程。而能够实现这一过程的转折之地是遵义。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虽然仍受到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但基本上一改此前被动的局面，处于牵着蒋介石鼻子走的主动地位；虽然仍有战斗减员，但却再也没有遭遇过类似于湘江战役这样的失败；虽然此后还遭受到诸如雪山草地这样恶劣自然环境的威胁，但一改此前的悲观迷茫心态，保持着乐观积极的精神面貌。长征胜利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磨练意志和增强信念的过程。红军在遵义时所形成的“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创新路、民主团结”的遵义精神，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遵义之所以成为红军长征乃至中国革命的转折之城，是因为在这里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开始践行正确的军事路线，开始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回顾红军长征在遵义转危为安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的改革正处于深水区和攻坚期，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协调和处理好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当前现代化建设和深化改革的实际结合起来；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深入践行群众路线，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以开拓进取、敢于创新的精神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文章公开发表于中共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遵义市委办公室、四渡赤水纪念馆编：

《长征与遵义——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313-3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