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一一部亲历者以绘画形式反映长征史貌的珍贵作品集《长征画集》，收录的第一幅漫画是《夜行军中的老英雄》：一位年近五旬的老同志，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左手提着马灯，右手执着手杖，昂首挺胸地走在红军队伍前面。他，就是林伯渠。1934年10月，林伯渠随中央红军一道参加长征，任总没收委员会主任，负责为中国工农红军筹集军饷，后又担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是长征中红军后勤工作的负责人。

去留心事都嫌重

1934年4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失守，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可能性已极小。鉴于此，中央和红军领导层不得不重新思考红军的出路问题，开始酝酿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报告共产国际。6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指出：“如果说主力部队可能需要暂时撤离中央苏区，为其做准备是适宜的”。6月25日，共产国际正式复电中共中央，表示同意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随后，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对红军主力突围转移进行具体筹划。由于中央核心层对战略转移的决策秘而不宣，因此，从6月底7月初到9月底10月初，中央苏区实际上是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与敌人五次‘围剿’决战”等口号的掩护下，开始了突围转移的各项秘密准备工作。作为中央苏区财政部长的林伯渠，此时虽然并不知道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担负了为红军战略转移筹粮筹款的物质准备工作。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在林伯渠等人的努力下，共筹到军粮60万担，备有棉花8.6万斤、被毯2万多床、草鞋20万双、米袋10万条、制造枪弹的8万多斤铜、价值10万元的中西药品、150多万元的军费等，以供红军转移途中的物资所需。

9月29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上发表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释放了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信号。10月11日由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署名，中央军委发布了战略转移行动的命令。林伯渠被编在中央纵队，又名“红章”总队，任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及总供给部部长。

出发前夕，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斗争的何叔衡，在瑞金梅坑备上水酒，为林伯渠送行。两位老战友挥泪长谈，互道珍重。临别时，何叔衡将女儿为他编织的毛线衣从身上脱下，送给林伯渠御寒。林伯渠十分感动，吟诗一首相赠：“共同事业尚艰辛，清酒盈樽喜对倾。敢为叶坪弄政法，欣然沙坝搞财经。去留心事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

为何会“去留心事都嫌重”呢？一方面，是私事。当时，林伯渠的妻子范乐春刚生下小儿子不久，还在坐月子，带着婴儿转移确实不便，组织上决定将她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不得不跟身子虚弱的妻子和尚在襁褓的儿子分离，林伯渠心里充满着不舍和愧疚。另一方面，是公事。由于缺乏充分的动员，包括林伯渠在内的广大干部和红军并不清楚“为什么要转移”，“要转移到什么地方去”，心中充满了疑虑。同时，作为红军后勤工作的负责人，林伯渠还不得不考虑：离开中央苏区，8万多红军就失去了根据地，在没有后方的情况下，部队的后勤补给可能会更加困难。

鞠躬尽瘁筹粮款

林伯渠顾虑的情况很快在实际的行军战斗中显现出来。离开中央苏区后，红军就进入了国民党统治区。在连续突破敌军四道封锁线的过程中，红军损失惨重。特别是湘江战役尤为惨烈，红军人数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出发时携带的60万担粮食也基本损失殆尽。于是，红军的粮食供应只能沿途解决。然而，由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造谣和胁迫，加之百姓对红军不了解，沿途老百姓往往是坚壁清野，部队的供应越来越困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领导下，林伯渠经常是每到一地，就召开会议和找人商谈，研究部署筹集与分配粮款的问题。为了保证部队的供应，有时林伯渠还要亲自带领战士和干部去打土豪。

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后，得到了休整的时间，林伯渠则利用这个机会筹集物资。进入遵义城的第二天，他就派总供给部杨志成随一军团前往桐梓，协助一军团从事没收与征发工作，购买布匹、洋油、药品与通讯器材等。这时军委规定，各部队按规定的地区筹集到的粮食、现款和物资，除粮食留够自己部队一个月的食用以外，其他都要上报“没委”统一处置。1935年1月23日，林伯渠以总没收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和红星政治部主任李富春联名发出《各部队取用没收品征发品办法》的通知，规定：谷子一律不作价，由各部队按需要领取；每人每天发六分钱菜钱；取用盐、油、洋油照市价减半；布匹整匹的照市价三分之一算价。当时总没委和总供给部，依靠各部队和地方工作团将各种物资现款收集起来，然后再将布匹赶制成衣服、绑腿，按照新制定的供应标准，将各种物资和一些现款分到有关单位。遵义会议后，部队进行缩编。总政治部决定取消各级没收委员会，改为在各级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下设没收征发科，负责指导与计划没收征发工作。林伯渠仍然担任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军委纵队的没收征发工作仍然由他直接负责。

离开遵义后，中央红军经过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抵达懋功地区，并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是藏族地区，人口稀少，多是草原游牧地，粮食十分缺乏，部队的粮食供应成了大问题。据邓颖超回忆：“长征中除了作战外，粮食问题成为当时最大的困难，尤其是四川西北部藏族地区时，粮食就更困难。”在当时，粮食就是生命，多筹集一斤粮食，就可能多保存一个红军战士的生命。到达懋功的当天，林伯渠便召集叶季壮、李湘聆、吴东生、杨志诚等人商议筹粮问题。红军在懋功停留期间，林伯渠领导供给人员共征集到五万八千余斤粮食，总算勉强地保证了红军的行动。为了加强筹粮和后勤工作，不久，中央军委又决定成立粮食委员会和恢复总供给部，并确定由林伯渠统一负责。

中共中央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准备经过草地北上后，林伯渠又投入到紧张的筹粮工作中。他亲自到罗坝街等地督促筹粮，调运黄金、白银与茶叶等物资，派人到各地购买或换取粮食，还同总政治部和四方面军傅钟等人商量，调集了五千人，专门从事运粮工作。然而，由于张国焘闹分裂，中央军委又不得不命令部队在原地进行休整。这样，原来费了很大力气筹集到的准备过草地的粮食，又被吃掉了。林伯渠只好又作出第二次筹粮计划。

第二次筹粮比第一次更加困难。正如林伯渠在日记中所讲的，这时的筹粮与分粮都到了“极紧张时”。他多次同军委、总政和毛泽东、张闻天、聂荣臻、林彪、左权、李富春等商量筹集和分配粮食的问题，请求军委将干部团和四方面军的二六六团暂时调归粮委，以便加强筹粮和运粮工作。他还亲自组织力量去金藏、卓克基等地运粮或护送银子，先后派出杨志诚、王盛荣、李湘聆、吴振城等，到小姓沟、卡力革、波罗子、格德、卓克基等地去协助筹粮。

两次筹粮，第一次7月5日到8月15日，筹粮75万斤；第二次8月15日至25日，筹粮40万

斤，总计共筹粮115万斤。这自然是中央领导全军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林伯渠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

毛尔盖会议后，红军开始分批过草地。过草地时，林伯渠还时刻关心和照管着同志们的安全与红军的辎重。走出草地后，他不顾疲劳，又立即开始了紧张的筹粮工作。他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八月二十三日，昙。早六时由毛儿盖行。行七十里，到腊子塘宿营。是日，兵工厂工人掉队十七人及其运输员二十余人。又工人家室数人。宿营，雨。

八月二十四日，昙，时雨。行约七十里，到分水岭西北头地区宿营。夜雨。翌晨，据工兵厂管理员周科长报告，昨日傍晚，兵工厂行到在红大后三里地区，被敌兵袭击，损失、冲散其运输员约四十人。

八月二十五日，昙，时晴。行约七十里，到后河宿，露营。晚来雨，该地草浅，无丛树。是日，掉资材一背，八六0元。

……

八月二十九日，晴。早起约至诚、傅钟到总指挥部开筹粮会议。

a、一百一十二万八千斤。

b、三处粮区：巴西、阿西、包座。

c、时间：卅号——三号，共五天。

经过紧张的筹粮工作，过草地后的红军得到了一定的补充。此后，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到达哈达铺，并作出了“到陕北去”的决策。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历时一年的长征胜利结束。到达陕北后，林伯渠难掩激动的心情，写下了纪念长征的诗句——《初抵吴起镇》：

一年胜利达吴起，陕北风光慰所思。大好河山耐实践，不倦鞍马证心期。坚持遵义无穷力，鼓励同仁绝妙诗。迈步前进爱日永，阳关坦荡已无歧。

贯彻执行严政策

长征途中，红军所到之处，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实际行动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处于筹集粮食的第一线，林伯渠更是十分注意红军纪律的执行，因为这直接关系着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以及红军与当地群众的关系。

长征初期，为防止在没收征发过程中出现无组织的混乱现象，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根据没收征发委员会拟定的文稿，发布了《没收捐款暂行细则》，提出：各部队在白区行动中，应发动所属士兵尤其是党团员在驻地附近调查地主、富农及反动分子，进行没收工作，将没收的金钱、军用品、资料等集中团供给处，送交没委会；米谷、衣服、日用器具等的分配，由没委会规定原则，由供给处负责商同政治处，分配给部队及群众（应当特别注意分发给当地群众）。同时，为进一步严明纪律，林伯渠对部属约法三章：一切缴获要归功，该分配给群众的分给群众，该留给部队的留给部队，个人不能私拿私分一点物品，不准吃土豪家的东西，也不准在土豪家煮东西吃。

为了给部属和战士们作表率，林伯渠亲自和战士们行动，在实际行动中落实党和红军的政策。一次，他和战士们去筹粮，那个地方的老百姓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把粮食藏起来，人都跑光了。他们走了好几个村庄，才在一户人家的草席下面的坑里，发现了200斤玉米。战士们就要往口袋里装，林伯渠却强调要弄清物主是谁。他说：如果是地主，我们按政策没收，将没收委员会的告示放在此地；如果是一般老百姓，则要按市价收买，并留言我们是红军，是帮助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后来，经过调查分析，认定物主是一户中农，大家按林伯渠的指示，把信和钱压在坑边，才将粮食背走。在长期的实践中，林伯渠总结出一套卓有成效的打土豪的经验：进村前，先实地调查；进了门，一看三栏（马、牛、猪）大不大，二看厨房大不大，三看锅头肥不肥，四看家具好不好，并且注意房主同别人往来信件的称呼。这样，就能大致判断谁家可能是土豪，然后向群众调查，弄准确了，就立即没收财产。由于掌握了这些方法，大凡土豪一般都逃不过红军的法眼。

红军长征途中，曾经经过了苗、瑶、壮、侗、土家、水、黎、布依、仡佬、纳西、彝、藏、白、羌、回、东乡、裕固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杂居区，占红军长征经过地区的50%以上。林伯渠在少数民族区域没收和征集粮款的工作中，十分重视党的民族政策。他经常教育战士和干部：“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我们是保卫劳动群众和少数民族的，只能打土豪，不能伤害劳动群众和少数民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红军在藏区时，由于很多藏民误信敌人的宣传，把粮食埋藏起来外逃了。无奈之下，部队只好用割地里青稞的办法来筹集粮食。为了既能统一、有计划地收集粮食，又能注意党的民族政策，不引起藏民的反感，林伯渠起草了《关于收割番人麦子事的通令》，并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出。《通令》要求：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番人田中去收割已熟的麦子；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收割普通番人麦子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来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价钱；只收割已成熟的麦子及其他粮食，严格禁止去收割未熟的麦子及洋芋等；收麦子时应连根拔起或用镰刀去割，应将全丘麦田割干净，严禁零星拔麦头，践踏田中麦子；麦子收割后必须多打几次，打干净，不许浪费、随便丢弃；严格禁止私人到田中去拔麦子和青菜，禁止马匹放到田中去吃麦子……

正是由于党制定了严明的纪律，又有林伯渠等人的反复督促和以身作则，红军所到之处，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支持和关心。长征也真正起到了播种机、宣传队的作用。

手举马灯照万人

作为长征中红军后勤的总负责人，林伯渠除了为红军筹集、运输和分配粮食，保障部队供给外，还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战士们的生活。特别是对女同志，林伯渠更是予以特别的照顾。长征路途艰辛，环境险恶，尤其是女同志，有诸多的不方便。在长征途中，他总是想法设法给女战士们发一点卫生纸，特意多发几次布，让女同志多做一条内裤。他察言观色，知道女同志来了例假，于是千方百计地主动买来一些酒和当归头，分给女战士们煮水喝。还通知后勤部，将宰杀后的剩下的羊头拿过来给女同志。当时，年轻的女战士们还有些不好意思，但内心都非常感激。邓颖超就曾说“：他这个供给部长，照顾我们真周到。”

长征路上路难行，无论是在崎岖山路，还是茫茫草地，年近半百的林伯渠每天都带上他的五件宝——棍子、草鞋、粮袋、马灯和军包，和红军指战员一起坚持艰难的行军。组织上给他配有一匹马，他很少骑，经常用来驮辎重或供伤病员使用。长期的艰苦跋涉，使得林老的面容日渐消瘦下来，蜡黄的脸色，突出的颧骨，苍白的白发，让同志们非常心疼。当同志们请求他上马时，林伯渠则幽默地说：“大家都是用两条腿走，我现在已经多了一条‘腿’了（指棍子），为什么一定要用四条腿呢？”他不仅不听从，反将战士们的包裹们也挂到马背上，自己屈身向前。一望无际的草地，白雪皑皑的雪山，一路上他从不搞特殊，与战士们一起吃野菜、草根和树皮，一起挨冻、忍饥，一起照顾伤员、病员。无论做什么，他总是亲力亲为，用自己的模范行为感染和激励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在夜晚，林伯渠则一手提着小马灯，一手拄着拐杖，忙前忙后。红军女战士李坚贞回忆说：每次行军时，他总是提着那一盏小马灯或前或后的照顾着同志。他的小马灯从不个人占用，一定要把光亮照着大家。他不仅是在险隘难行的路口，举灯照耀着，让同志们走过去，还交代后面的同志要注意险路。每次遇到溪流沼泽，他都要用一根竹棍子，走在前面探路，引导我们大家安全地通过。正如她用歌声描述得那样：

年过半百老英雄，又当部长又当兵。山高水深何足惧，手举马灯照万人。

（发表于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南以史铸魂热点聚焦·2016》，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194-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