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亦称西安八办)诞生于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一特定历史时期。1936年至1946年,中共中央先后在七贤庄设立秘密交通站、红军联络处和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担负起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采买运输抗战物资、输送爱国青年等任务,被誉为“红色堡垒”“红色桥梁”“红色兵站”。

发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通过西安八办这个特殊“窗口”开展统战工作。中共中央驻陕代表林伯渠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关系、资深望重的社会影响,主动对一些国民党将领进行统战工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途经西安时,也分别拜访和接触国民党地方当局上层人物,为巩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除做好国民党陕西当局军政领导人的统战工作外,西安八办还积极贯彻党中央的统战政策,团结中间势力,为他们提供帮助和支持,共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而努力。林伯渠、宣侠父、伍云甫等与各抗日团体负责人和一些爱国进步人士保持经常的联系。如东北军子女学校竞存学校校长车向忱,他积极任用进步青年及共产党员担任教师,亲自向西安八办介绍进步学生去延安参加革命。东北军调离陕西后,学校经费出现了困难,西安八办每月从统战经费中抽出200元发给学校,使学校渡过难关;西北地区著名教育家杜斌丞,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他利用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身居要职的特殊条件,竭力支持和帮助西安八办开展统战工作,做了许多有利于国共团结抗日的工作,被毛泽东誉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西安八办还积极做好文化界的统战工作。1938年3月初,著名女作家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由山西前线来到西安进行演出。为争取“西战团”在西安活动的合法地位,八路军高级参议宣侠父利用他同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在黄埔军校师生、学友的特殊关系,陪同丁玲会见这些达官要人。“西战团”演出了许多宣传抗日的节目,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座谈会、纪念会等,演出达四个月之久。另外,宋之的率领的上海救亡演剧队、樊镜秋率领的难民孩子剧团、汪达之率领的新安旅行团等抗日救亡宣传团体,在来西安演出的过程中,都得到过西安八办的支持与帮助。

西安八办还注重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中国抗日战争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声援与支持的时候,一些国际友人、海外爱国侨胞克服各种困难前往延安。据统计,从西安八办前往延安的外国友人有:斯诺夫妇、史沫特莱、贝特兰、范查理、白求恩、马海德、路易·艾黎、詹金斯、伊文思、爱泼斯坦等等。外国团体有印度援华医疗队、世界学联代表团等。西安八办认真接待好每一位外国朋友和客人,从生活、交通及安全等多方面提供周到的服务。

采购、运输抗战物资

从1936年春末在西安七贤庄设立联络转运站到1941年年底,西安八办所在的七贤庄先后是工农红军和八路军后勤供给的中转站。它担负着从国民政府领取拨给八路军军饷和物资,采买延安所需物资,并将这些物资运送到延安和抗日前线的重大任务。

1937年初,红军联络处建立后,经中共中央批准,红军供给部部长叶季壮率领人员来到西安,租用七贤庄四号院,设立了物资采办委员会,负责红军的物资采办和供给工作。西安八办建立以后,采办工作更加繁重。采办委员会被改为经理科,下设粮秣股、被服股、运输股、会计股、交际股等,负责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拨给八路军军饷、弹药、物资的领取与运输、仓库与交通工具的管理等。经理科在西安设有仓库、兵站、汽车队、马车队,还在宝鸡、长武、渑池、垣曲等地设有仓库,在三原、洛川等地设有兵站,供过往人员、运输队车辆与人员歇脚。陕甘宁边区巩固后,延安相继建立了一些工厂。这些工厂所需的机器设备、生产原料等,部分由经理科采办,部分由延安派人常驻西安八办办理。

输送爱国青年、进步人士去延安

西安八办还是全国各地通向革命圣地延安的红色桥梁,中共中央及各地、各级党政军领导同志,八路军、新四军调防的指战员,“抗大”等校毕业到敌后去工作的同志,国内知名人士和外国友人,爱国的、追求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人等,都曾经此处进出延安。其中,接待最多的是爱国青年。从1937年1月起,北平、天津、西安及全国各地大批有组织的党员、团员、民先队员、青救会员和非党的革命知识青年成群结队地奔赴延安,参加抗日,参加革命。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了满足广大爱国青年的抗日要求,决定创办抗日军政大学等学校,大量吸收从各地奔赴延安的青年。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设立有学生股,专门负责接待青年工作。在1938年4月,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安吴青训班纷纷派人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协助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招生委员会共同办理招生的各项工作。

1946年秋,西安八办完成了历史使命。它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十年风雨历程,在中国革命和西安革命的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