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兰

　　从1948年到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主要战场上，以排山倒海之势给予国民党的军队以沉重打击，敌军节节败退，西安的胡宗南匪军看到形势对他们不利，准备南逃，开始秘密的转移物资、财产。同时，敌人有意制造谣言，中伤我党，致使民心惶惶，无所适从。在此情况下，中共西安市工委决定要揭露敌人的阴谋，消除人民的疑虑，不受国民党的欺骗，广泛开展宣传我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安定民心，保护人民的财产，还决定了要大量印发宣传品。党的决定就是号令，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吴柏畅同志用人力车往我家送来一人力车信封，他戴了一副墨镜和一个大口罩，他这样装扮是为了避免别人认出来。送来的信封封面的一边印着红色的某某实业有限公司的名称，还有8、9封警察三分局的信封。所用的纸张由我去买。当时油印的内容有: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约法八章，新年献词(新华报的社论)等等。刻蜡版是由韩夏存同志和张禹良同志(我兄、地下党员)负责，他俩刻蜡版时，我在后院给放哨，手中拿着毛线活打，眼睛不时观察西五台上的动静，因为西五台上驻扎着国民党的军队，站在西五台上对我家院里的一切活动看得很清楚。油印是在晚上进行，我和张禹良用棉被把窗户挡得严严实实，不让一丝灯光透出窗外，一人印，一人写信封。在寄给国民党军、警、宪、特的信中，我们专写了一纸对他们的警告，叫他们不要继续作恶，残害人民，要立功赎罪等等。所写的字作了掩饰，和平时的字体笔力不一样。为了使油印的东西能很快的发遍全市的各机关、学校、工厂、商店，我在电信局拿了4、5本电话号码簿，当时的电话号码簿上不但有单位名称、电话号码，而且还有详细的地址，这给我们邮寄宣传品，提供了极大方便。每次印完后，我们立即烧掉蜡版和废纸，把油印机和印好的东西放在厦房的墙垛上。我家厦房是住人的房，有顶棚，相连的一间是厨房，没有顶棚，由厨房一边墙上架梯子上去，就可以把油印机和印好的材料放到有顶棚厦房的墙垛上，这样就避免了敌人的搜查(因为我家曾被宪兵、特务搜查过三次)。

　　为了大批宣传品都能顺利的发出，并且能使收信人按时收到和避免敌人的检查，一部分是由张禹良送给在邮局工作的地下党员姚益宽同志发出的，一部分是由我们投到大街、小巷的邮箱里。这次散发的宣传品，对敌人震动很大，起到了震慑敌人，宣传、教育人民的作用。

　　1948年下半年，韩夏存同志带来新民主义青年团团章的电报，要我们译好刻印出来，并要求在进步青年中发展团员。于是我在电信局里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王运九同志是我在电信工会怠工时认识的，以后在和他接触言谈中，了解到他为人正直，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极为不满，我先借给他一些进步的杂志和书籍阅读，以后又给他看了刻印的团章，他写了一份自传，1949年初吸收他入了团。此后，又由王运九同志介绍秦永恕、郭伯垒、晏德林、王乃沅入团，并在电信局建立了团的组织。当时团的组织联系，也采取单线，我直接联系的是王运九同志。团组织建立以后，为了使团员对革命形势有所了解，常给他们传阅一些进步杂志和剪贴的新华日报。

　　1949年2月间，韩夏存同志指示我，把电信局的机构、通信设备等情况，搞个材料。我找王运九同志商量，动员团员每个人利用职务之便或各种关系来进行这项工作，我们只用了4、5天时间，搞了一份较全面的资料，交给了韩夏存同志。

　　3、4月间，解放军神速进军，捷报频传，西安已临近解放了。我们欢欣鼓舞。电信局局长金宝光已逃走了，有些骨干人物也陆续向汉中逃跑，还准备把一些器材运走，职工看到这个情况，也惶恐不安，我把这个情况向韩夏存同志作了汇报，他指示要作稳定职工情绪的工作，组织发动大家保护通讯设备，不能让国民党运走或破坏。我与王运九同志研究要组织大家护局，但以怎样的公开形式来进行呢？最后决定用“工会”这块公开的招牌，开展护局工作比较好，并决定让地下团员秦永恕重回工会工作(他在1946年曾是工会委员)，和团员郭伯垒(工会委员)一起，团结工会其他委员，组织护局，向职工宣传“保护机器就是保护饭碗”，动员广大职工积极参加护局。成立了以广大群众为基础的护局纠察队，分班轮流值夜护局。

　　5月20日，这天天气晴朗，白天我不上班，在约10时左右，听到了“哒哒…”的枪声，我知道是解放军进城了，我欢喜若狂，连忙带上印好的宣传品，赶到局里，把“约法八章”等宣传品贴到布告栏，让上下班的职工看，这对稳定职工情绪起了一定作用。

　　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电讯局的党、团员和全局广大职工的同心协力下，努力护局，把一个完整的电讯局，交给了人民。

　　张瑞兰：解放后曾任西安市电信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