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自从诗中出

——访《唱支山歌给党听》词作者姚筱舟

张鹰

一首歌，饱含深情地传唱了半个世纪，堪称经典。提及姚筱舟，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但他写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却是家喻户晓。2014年5月的一天，未央作协的几位朋友慕名拜访了他。在铜川矿务局机关家属院，姚老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说明来意后，姚老便打开了话匣子，向我们谈起了他坎坷的人生以及《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幕后故事。

姚筱舟1933年出生在江西省铅安县石塘镇。1949年5月，年仅16岁的他便投笔从戎，考入了中人民解放军二野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二野十七军五十一师政治部。1951年他加入抗美援朝大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在异国鏖战3年，1954年底回国在陕西铜川矿务局从事宣传、秘书工作。1956年调到焦坪煤矿任技术员。1957年元月7日，焦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14名矿工遇难。姚筱舟当时虽不在现场，但身为技术员还是受到了牵连，被撤职下矿采煤，月工资由58元降到40元。因矿工们大都是文盲，写黑板报和材料、稿件就自然落在姚老的肩上，正因为此，矿工们不让他干重体力活。在矿井下的摸爬滚打中，他发现这些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群体，爱憎分明，对党的感情极深，虽没文化但他们善于编顺口溜，如：“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自己的家”、“鞭子是窑主的枪杆子，煤窑是矿工的棺（材）板子”等。由于受矿工的感染，姚筱舟便有了创作的冲动。1958年初春的一个晚上，他在煤油灯下一口气写了3首诗歌，其中就有《唱支山歌给党听》。他回忆道：当时写了3段共12句，除现在传唱的两段外，后面还有4句：“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心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诗中把党比作“母亲”，是出自矿工们对党感恩的原话。他说，刚开始的初稿是“旧社会三座大山压我身，推倒大山做主人。”但他反复斟酌，总觉得不够味，但又找不到合适的词句代替。期间，他不经意地翻阅一本小人书，偶然看到一个胖地主拿着鞭子打长工，他突发灵感，觉得用“鞭子”来形容旧社会比“三座大山”更形象更贴切，于是，便改成了“旧社会，鞭子抽我身，……夺过鞭子揍敌人。”诗写好后，姚筱舟以“蕉萍”为笔名，寄到陕西省民歌整理小组，很快被登在1958年6月26日的《诗传单》上，并得到了2元稿费。1959年，又被陕西春风出版社收录在《新民歌三百首》一书中。

一首《唱支山歌给党听》饱含了对党的热爱，对旧社会的憎恨，极富思想和鲜明的情感，使雷锋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为此，雷锋便将这首诗摘抄在自己心爱的日记里，并对诗进行了3处改动：将原诗中“母亲只能生我身”改成“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另一句“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这一改，就更具有音乐的节奏感，更适宜于谱曲了。雷锋又删掉了第三段有关“大跃进”内容的最后4句。

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殉职。次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国立刻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学雷锋热潮。《雷锋日记》也随之传遍了神州大地。上海歌舞剧院曲作家朱践耳看到刚出版的《雷锋日记》时，被《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诗深深打动了，他当即为这首诗谱了曲，取名《雷锋之歌》，并注明摘自《雷锋日记》。也就是说，这首歌由朱践耳作曲，雷锋作词。

镜头再回到陕西铜川焦坪煤矿。1963年5月，姚筱舟初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惊呆了，他不明白自己的一首小诗竟会被谱上曲并广为传唱，而词作者又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雷锋。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给朱践耳写信，说明《雷锋的歌》歌词是他发表的一首小诗的前八句。朱践耳是一位严谨的作曲家，为了弄清真相，他给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党委书记赵炳儒写信寻找“蕉萍”，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姚筱舟。于是，从1964年12月起，这首歌的词作者才正式署名为姚筱舟。2001年，姚筱舟开始享有《唱支山歌给党听》的音乐著作权，每年有千元以上的收入。

1997年5月9日，是姚老终生难忘的日子！他应“上海东方电视台”之邀，赴沪参加第17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开幕式。导演与主持人精心为他安排了一场意想不到的惊喜：在演播大厅，姚老见到了作曲家朱践耳和首唱者、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在雷鸣般的掌声和照相机闪光的簇拥中，三位老人忘情地拥抱，手紧紧地握在一起。那首传唱了半个世纪的优美旋律，在南京路上海电视台演播大厅久久回荡着，令在场的观众无不为之动容。

姚老告诉我们，2012年3月初，他赴湖南电视台录制“我们都是活雷锋”专题片，再次和才旦卓玛、雷锋的战友、雷锋小学的同学和长沙雷锋纪念馆馆长以及雷锋的初恋女友等相聚湖南台，再现了那激动人心的瞬间。

访谈即将结束时，姚老动情地说，他写的这首诗能成为一首歌，雷锋是“推荐人”。如果雷锋没有把这首诗收集在自己的日记里，就没有朱践耳的发现和谱曲；如果没有被人们误以为是雷锋的作品，这首歌就不会流传得如此广泛和久远。是啊，这肺腑之言既是姚老的谦辞，也是对雷锋的感恩与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