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9年席卷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屈武作为陕西省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参加了北京和全国各地赴京代表向北洋军阀政府的联合请愿。在面见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时，为逼迫当局下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合约上签字，屈武以头撞地，以死力争。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血溅总统府”事件。

一声春雷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胜利的协约国集团为解决战争遗留问题召开了巴黎和会。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被无理要求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无视中国领土主权。而当时的北洋政府软弱无能，未能捍卫国家利益和保护领土主权。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与北洋政府的软弱无能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愤懑情绪，在北京、上海、西安等各大城市爆发了以“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为口号的五四运动，各地爱国学生、工人、市民、商贩纷纷罢课、罢工、罢市，浩浩荡荡地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北洋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严惩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释放因请愿被捕的学生。五四运动是全国民众表达爱国热情的一次伟大运动，是充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五四运动成为了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中，在北京求学的陕西籍学生刘天章、李子洲、杨明轩、刘含初、杨钟健、呼延震东、郝梦九、张耀斗等人，也站在北京学生集会游行的队伍行列，积极地参加了火烧赵家楼曹宅、痛打章宗祥的斗争。他们中的一些人，先后遭到军警的逮捕、关押。他们的爱国行动极大地鼓舞和鞭策着西 安的广大青年学生。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传来时，犹如一声春雷使万物复苏一般，打开了禁锢西安学生思想的闸门。

五四运动时陕西旅京爱国学生踊跃参加天安门前的集会和游行

1919年5月14日，《长安日报》的爱国进步青年记者首次报道了北京学生五四游行的消息，引起了西安学生的极大关注，他们怀着极大的爱国热情，迅即进行校际联络，书写标语，张贴传单，或私下传阅。为了统一行动、有力支持北京学生斗争，开展西安地区的反帝爱国运动，西安法政专科学校、省立一中、省立三中、第一师范、成德中学等校学生推举代表，在省立一中召开学校学生代表联席会议，决定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全体罢课，游行示威，组织讲演团，开展反帝爱国演讲，宣传抵制日货。联席会议还先后派代表去省教育厅、省督军公署，要求予以支持。督军陈树藩秉承北洋军阀政府命令，对学生横加指责和威胁，极力压制学生爱国运动，不许学生罢课、游行示威，声言不遵者即行枪毙，还命令省电报局不准为学生向外拍发电报。随着全国各地爱国学生运动的迅速发展和西安各校学生的坚决斗争，陈树藩被迫答应学生上街讲演、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等要求，但不准游行示威。于是，各校学生每天轮换着在省议会门前讲演，“听者如堵，说到所以然处，听者多为泪下”。学生大量地编印传单，广为散发。省立一中学生张变法在署名为“秦人”的传单中谴责巴黎和会：“置公理于不顾，视强权为当然。处此环境，能不痛心？听此消息，令人发指！”“吾陕西学生，支持爱国，高举义旗，焉能后人，振臂而起，作为北京学生之后盾；登高号吁，唤起国民之忠忱。事不宜迟，此其时矣。”省立第一师范学生张生纯在署名“孤愤子”的传单上强烈呼吁：“国人如不谋起救国，吾将蹈东海而死！”由此可见西安学生的满腔爱国热情和誓死救国的决心。

5月30日，西安各校学生冲破当局的阻挠上街游行、演说，号召市民行动起来，抗议日本侵占中国青岛，抵制日货。在讲演中，有的学生撕下衣襟，咬破手指，用血写出“还我青岛”几个大字。当天，西安学生还以陕西学界的名义通电全国。电文中说：“惊悉青岛交涉，忽于节外生枝，噩耗传来，悲愤填膺”“狡日思逞，岂仅得一青岛而可以餍其欲哉？ ”“言念及兹, 五中俱裂”“敢不联袂奋起，以图其后！”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陕籍学生杨明轩（被抬起者右起第三人）等获释返校时受到热烈欢迎

学生们以实际行动抵制日货，将自己以及家中使用的日本生产的瓷碗、茶杯、脸盆、牙刷、雨伞等，均拿来当众焚毁。“一时火光耀目，碎物之声振耳, 众人鼓掌之声如雷”。西安学生联合会又派出代表与西安总商会进行交涉，要求杜绝日货来源。西安总商会亦与西安学生联合会联合通电全国，表示要与全国人民一致抵制日货，誓为“青岛问题”而抗争。一场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西安学生爱国运动，使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暮气沉沉的古城沸腾起来。

赴京请愿

5月下旬，由于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陕西学生联合会在西安成立，成德中学学生屈武当选为会长，省立三中学生邹均当选为评议长。屈武，原名屈儒，字经文。1898年7月16日出生，陕西省渭南县（今渭南市临渭区）人, 自幼聪颖好学，勤奋刻苦。1917年考入西安成德中学。陕西学生联合会成立后, 屈武在5月中下旬多次组织学生进行爱国讲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焚烧日货等活动，并创办《白话报》刊登学生运动消息，宣传更多的人加入进来, 与爱国学生和群众共同走上大街举行游行示威，冲破了陕西督军陈树藩的游行禁令，向省教育厅长郭希仁、省督军陈树藩请愿，抗议军阀政府卖国，要求罢免卖国贼。屈武与西安青年学生一起用实际行动表达着爱国热情。

为了支持北京学生，陕西学生联合会推选屈武和省立西安三中李伍亭代表西安学生，赴北京参加向北洋军阀政府的请愿活动。6月27日，屈武、李伍亭代表陕西学生联合会同山东代表请愿团、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代表请愿团、京师总商会代表、留日学生代表、报界代表、基督教代表等500余人组织号召在京上万学生，高擎大旗，云集新华门，联合向总统府请愿, 强烈要求总统当面答复学生们的爱国请求，整条西长安街被学生请愿队伍围堵得水泄不通，而且学生们坚持总统不出面明确答复，誓死不回学校。

大总统徐世昌无可奈何，被迫答应接见几位学生代表。请愿学生队伍立即推选出九名北京高校的学生代表和一名外省的学生代表共同组成十人谈判代表团进入总统府，面见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屈武便是那唯一一个外省学生代表。

以死力争

6月28日上午，屈武等10名学生代表进入中南海，在怀仁堂向徐世昌当面请愿。学生们向徐世昌提出了三条要求：（一）政府需立即电令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二）惩办卖国贼，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一切职务，不得再为其辩护；（三）释放五四运动以来所有被捕学生。然而徐世昌对学生的正义要求依然避而不谈，采取敷衍的态度，以“学生的任务是安心读书”“国家大事政府自有权衡”等言论搪塞应付学生的请求。代表们对徐世昌的答复一致不满，相继发言和他辩论。

屈武

屈武激于爱国的义愤，对徐世昌声泪陈词：“现在国家都快要亡了，今天丢青岛，明天丢山东，后天就可能丢掉整个华北。如果政府不答应提出的要求，我们只好以死力争！ ”说罢，屈武便以头撞地，顿时血流如注，鲜血沿着脸颊不断流了下来。随后屈武被警卫侍从搀扶起来进行包扎救治，并送往医院治疗。消息传到外面，请愿学生更加激愤，一齐向中南海冲击，并与军警发生了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徐世昌召开内阁紧急会议，感于学生忠贞的爱国情怀，经过商议决定答应学生的请求，电令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卖国贼的一切职务，释放全部被捕学生。屈武的义举成为促使徐世昌总统动摇的关键，也成为促使这一请愿运动取得成功的历史壮举。

学生的请愿活动最终取得了胜利，消息传出，一时舆论大哗。屈武的义行被历史称为“血溅总统府”，这一事迹瞬间被国内各大报纸刊载传扬，6月29日，北京《公言报》等报纸刊登新闻称：“屈武言较激烈，言毕即长跪痛哭，以首触地有声，左右介护争挽不起，在地俯伏，首触墙壁。”屈武一时亦被誉为“爱国英雄”，名扬海内。他因伤住进医院后，前往探视、慰问者络绎不绝。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屈武血溅总统府的壮举，是中国青年学生坚贞的爱国情怀的体现，是国家危难时刻中华儿女的民族情感、民族精神与民族斗志的展现。在中国漫长的革命历程中，涌现了无数像屈武一样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勇事迹，他们构成了民族的坚强脊梁和革命的厚重基石。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把屈武敢于舍身为国血溅总统府的壮举，比作战国时期楚国忧国忧民、为国捐躯的屈原，赋诗赞扬屈武是“奇士”“青年多美誉”，并将其女于芝秀嫁与屈武，结成一对美好姻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