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市莲湖路上,坐落着西安最早向公众开放的公园——莲湖公园,成为西安市民游憩的好去处。园内曲径回廊,林荫茂密,环境优雅。一湖碧水,满池荷花,早已成为莲湖公园的标志。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留下两处著名的红色遗迹,记载着当年特殊的战斗经历,一是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联络站莲湖食堂,二是中共中央社会部西安情报处的交通站奇园茶社,前者出现在上世纪30年代,后者出现在上世纪40年代。
莲湖公园内景
(一)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成立
1935年10月《八一宣言》发表后,各地党组织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进行抗日救亡运动。这时,中央军委留沪办事处决定派曾在杨虎城部队从事兵运工作的谢滋山、徐文雅重返西安,分别改名为谢华、徐彬如,与杨部十七路军中的地下党员联系,争取杨虎城的支持,在西北地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谢华、徐彬如与在南京工作的李木庵等人先后来到西安后,于1936年2月在杨虎城宪兵营党支部的基础上,于莲湖区冰窖巷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以谢华为书记,徐彬如、李木庵为委员。杨总部参议童陆生、参谋处长王根僧、宪兵营营长金闽生、宪兵营副营长谢晋生、《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宋绮云等,他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并且都参与西北特支的工作,开展西北地区的抗日救国运动。
由于中共西北特支对外是秘密的,不便公开活动。5月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后,西北特支为统一西北地区救亡活动,在西安各界救国会的基础上,于6月初成立了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西北特支的负责人都担任了西救的领导工作。谢华、徐彬如、李木庵等人的身份杨虎城也是知道的,其工作也得到杨虎城的暗中支持。为了掩护谢、徐等人,杨虎城在宪兵营给他们安排了职务,李木庵为上尉书记官、谢华为上尉教官、徐彬如为咨议,每人每月还有几十元钱的薪水以维持生活。西北特支的活动经费也是十七路军给的。
■ 西北特支书记 谢华(1936年)
■ 西北特支负责人 徐彬如(晚年)
(二)莲湖食堂的开办
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西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党内外的活动日趋繁忙,地下党的同志需要经常碰头、开会研究指导群众运动、解决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过去经常在某个同志家开会的办法,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那时,陇海铁路已通到西安,西行的游客、商人络绎不绝,经大家研究,决定在西安市内开设一个西餐馆,作为联络站,也成为地下党的外围活动场所。决定由宋绮云以《西北文化日报》社长的公开身份与各方面联系,寻找地址、筹措经费、组织人员等。
■《西北文化日报》社长 宋绮云
但是,请谁来开办饭馆呢?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徐州的蒋自明,认为蒋自明是负责这一联络点最合适的人选。
■ 莲湖食堂经理 蒋自明
蒋自明是江苏省铜山县人,为人慷慨仗义,正直可靠,多才多艺,厨艺尤其高超,不管是中餐、西餐都做得美味可口。他家境贫寒,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背井离乡到了法国,当过水手、面包工、厨师、勤杂工等,练就了一身本领。回国后在徐州一法国资本家家中当厨师和勤杂工,又到青岛一家饭店去当厨师。1926年,他在徐州筹建“徐州食品店”,自任经理,以同赴法国做工的乔方友为主厨。
徐州食品店是徐州第一家新式食品店,食品店楼上经营西餐,楼下出售面包、点心、糖果、饼干、洋酒和罐头等。他们还在城墙外经营菜园,自建冰窖,夏季出售冰镇酸梅汤、果子露、汽水和冰淇淋等。由于徐州是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的交汇点,客流量很多,食品店又位于火车站附近,所以生意逐渐兴隆起来,蒋自明由一个穷困的流浪汉,变成了富有的大老板,成为徐州的社会知名人士,人称“蒋老板”。由于蒋自明鼻子较大,人们又亲切地叫他“蒋大鼻子”。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宋绮云、谢华、徐彬如、李木庵、童陆生、金闽生等地下党员奉党的指示赴东北、西北工作,往来路过徐州时,就常在蒋自明徐州的食品店落脚,与蒋自明结下深厚的友谊。
所以,当宋绮云到徐州向蒋自明说明在西安建立联络点的任务时,蒋当即同意,并很快物色了适合的技术人员和徒工。他通过铜山县少华巷小学校长崔瑞麟、教师范作民结识了淮阳发电厂的技术员孙象涵。孙曾任桃山乡乡长、萧县民生工厂工务部主任,曾是徐州美专李可染先生的学生,在家乡桃山村开办有“桃山二三铁木工厂”,专门经营家具和农具。蒋自明认为,到西安开办西餐馆需要制作许多美观、适用、配套的摆设和家具,便邀请孙象涵到西安干一番事业。不久,蒋自明和孙象涵率领众徒工,携家具一起乘车到达西安,着手筹备西安市第一家西餐馆。家具等到达西安后,就先存放在宋绮云家中的后院里。
西餐馆开始设在端履门大街,但试行开业后,因该地不理想,不便掩护地下党的活动,又由宋绮云出面交涉,在西安莲湖公园内租得地皮,修建房屋,正式办起了莲湖食堂,以蒋自明为经理。
在经过一段试营业后,1936年10月1日莲湖食堂正式对外营业。据西安地方志馆藏资料显示,1936年西安园林管理处的租金收入报表明确记载:蒋自明承租了莲湖公园四面亭子的北边地皮,“开设莲湖食堂,专卖西餐,每月纳租贰拾元,由本月一日起租。”
莲湖食堂表面上是宋绮云、金闽生、王根僧、童陆生、丁毅忱、翁世武等人集资办食堂,而真正出钱资助的却是杨虎城将军。杨将军秘密指示从他支配的“抗日特费”中拨出一部分,由尧山中学校董兼尧山油厂经理的张永敷从杨存放在尧山中学的经费中支出,共约款5万元,作为莲湖食堂的主要开办经费。
徐彬如在回忆录中说:“开张那天,张灯结彩,高朋满座,西安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前来祝贺。”西北特别支部成员徐彬如、童陆生、李木庵、宋绮云、王根僧、金闽生、谢晋生以及杨虎城将军的部属、西安各界的知名人士和朋友100多人前来祝贺,可谓盛况空前。
鞭炮声中,服务人员挂出于右任先生的外甥周伯敏书写的“莲湖食堂”横匾,更增加了喜庆气氛。蒋自明那天非常高兴,亲自下厨做了不少拿手的西莱,令来宾们赞不绝口。宴会上,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武志平即席致送贺联一幅:“莲峰俯三秦胜友如云袖里乾坤大;湖海通九陌高朋满座壶中日月长。”在场的人无不赞叹武志平的才气,知情者更是深知耐人寻味的贺联内涵。“袖里乾坤”特指在有限的空间进行秘密活动之无限事业。“湖海高朋”比作革命志士深入群众无处不有、神通广大,革命事业蓬勃发展、地久天长。多年后,“西北特别支部”支委,百岁老将军童陆生回忆道:“现在回想起来,真好像传奇一样”。
由于四面亭子的北边地方狭小,后来移到公园东南旧办公院遗址,占地面积727.72平方米。于是蒋自明重新“兴工建造房屋,搭盖天棚”,将莲湖食堂迁到公园东南隅,“经营西餐、冷食、茶点等”。莲湖食堂迁到公园东南隅后,面积扩大,房屋增多,相对安静,也较易警戒。
莲湖食堂遗址
莲湖食堂的一切家具都是蒋自明和孙象涵共同设计的,颇有西方家具的特点,样式新颖,美观大方。蒋自明也经营得法,店内布置雅致大方,有散座,有单座,既可小吃又可宴请,而且价格适当,美味可口,所以常常座无虚席,生意兴隆,不仅可供游人驻足就餐小憩,而且很多上层人士也特意在这里举办宴会。很快,莲湖食堂就在西安享有盛誉,人们对这里的菜肴都赞不绝口。
食堂正式开业后,孙象涵又在东木头市街开办了“二五木器工厂”,该厂以后也成为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地下联络点。
(三)“袖里乾坤大”
莲湖食堂的开办使西北特支有了隐蔽安全的外围活动场所,来往交通员在这里秘密接头、传递情报,党的许多重要会议都在这里借吃饭谈天的形式进行。食堂的特殊作用只有少数几个同志知道,蒋自明很注意保守党的秘密,食堂的员工除他以外无人知道内部情况。西北特支的同志来食堂吃饭,照样开票付钱,表面上和普通顾客一样,有时蒋自明亲自动手做菜,吃完还问味道如何。同志们在这里吃饭、碰头、开会,连军统特务和国民党省党部都毫无察觉。
莲湖食堂的蒋老板,正是地下党的交通联络员、情报员和物资供应员。经蒋自明联系,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丛林在此地与西北特支的徐彬如、宋绮云等人接上了关系,枣庄地区的地下党便交由中共西北特别支部领导。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来到西安汇报工作,亦由蒋自明接待;蒋交送二人各100银元,以解决其活动之急需;党中央召开白区工作会议,蒋自明负责接待路经西安的同志,并安全转送他们去陕北;苏北、鲁南、陕南及上海地下党组织需要经费、物资和武器,蒋自明全力予以满足;党中央需要西药、印刷机、木器家具、日用品、文具,延安光华农场需要奶牛和农作物种籽等,他千方百计地尽力解决;延安演平剧需要戏装,蒋自明向刘仲秋募集了一些,并购置一部分送往延安,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赞扬;进步话剧《桃花扇》在西安演出时,亦曾得到蒋自明的资助。
此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闻。童陆生在《杨虎城将军与蒋自明的莲湖食堂》中透漏:莲湖食堂设在莲湖公园东门内靠南墙的大房内,有一个小侧门与杨虎城将军公馆的后门相毗连,出了杨公馆的后门,横穿莲湖巷走一段路就是莲湖食堂的小门。到晚间客散之后,杨将军便从后门来到食堂喝点咖啡或啤酒,蒋自明则常常陪杨将军谈话聊天。两人在一起谈军事,谈政治,谈眼前复杂的时局和形势,谈中共的统战政策等等,天长日久,他们彼此加深了解,亦结下深厚友谊,成为朋友,这对杨虎城将军的思想变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莲湖食堂是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联络与情报站,老板蒋自明是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联络与情报员。这样,杨虎城将军来往于莲湖食堂与杨公馆之间,杨将军与蒋自明就不是一般的交谊。实际上,杨将军利用这一地点,这种形式,支持和掩护西北特别支部的活动,也通过莲湖食堂,通过和蒋自明的接触,获得共产党中央的政策精神和有关指示,以指导自己的抗日革命活动。
在“西北特支”的领导下,“西救”的同志们通过莲湖食堂作掩护,多次发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声势浩大,对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发动“西安事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童陆生 将军
解放后曾任解放军军事学院院务部副部长的童陆生将军,在《回忆蒋自明和莲湖食堂》中称,“莲湖食堂为我党在西安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同各界党内外同志进行广泛的联系和频繁的接头,提供了外围掩护的好地方。”
“西安事变”后,“西北特支”改组成为中共陕西省委,胜利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莲湖食堂继续发挥着秘密联络站的作用。中共陕西省委的图章也是蒋自明请书法家陈尧廷篆刻的。中共陕西省委把蒋自明以及莲湖食堂的情况介绍给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和李克农,他们非常重视。
1937年4月,周恩来在西安与国民党谈判期间,为团结西安上层人士,扩大政治影响,以红军联络处(即后来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在莲湖食堂宴请西安八大家,即西安崔叠生、景梅九、武念堂等八位士绅和各界名流。这次宴会由蒋自明亲自筹办,使这次宴会气氛热烈,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此后,以公开身份过往西安的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叶剑英、南汉宸等,常来莲湖食堂办宴,会见各方人士。先后来过莲湖食堂参加重要聚会的还有中共陕西省委的有关同志,以及伍云甫、宣侠父、熊天荆、冯文彬、丁玲等。1938年初,毛泽民、钱希筠二同志前往新疆,路过西安时,即由宋绮云、邵幼和安排,秘密下榻于此。
为了保证莲湖食堂的合法经营,1937年6月抗战爆发前,蒋自明呈文给西安园林管理处主任张一农,继续承租设立莲湖食堂。他说:“窃查长安历为帝王建都之区,文化策源之地,近当国防之要冲,人口逐渐增加,市面日臻繁荣各界人士于公余之暇,咸冀得有一适当游息场所。本市旧有之莲湖公园,园地辽阔,树木荫翳,绿柳夹道,风景宜人,素为西省名胜之一。惟公园即为游人麋集之地,倘无完善食堂之设备,诚不足以助其游兴。”后经陕西省林务局核准,同意蒋自明租用“莲湖公园东北部办公处旧址”开设莲湖食堂,建房营业,“每年视其经营状况,纳租贰佰元至叁佰元。”租期至1941年底。
蒋自明保证莲湖食堂的合法经营、给西安园林管理处的呈文
抗战爆发后,红军联络处正式改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莲湖食堂又成为林伯渠领导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和中共陕西省委担负交通联络、传递情报和物资供应等各项任务。林伯渠举行宴会常交由莲湖食堂公开承办,有时林老也单独到莲湖食堂接见同志、布置工作。林伯渠还常常单独来食堂接见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听取汇报,并告诉蒋自明等,对去陕北的青年学生以及到陕南工作的同志要尽力资助,做好接应与掩护工作。蒋自明遵照指示积极完成了多项任务。
对自己同志的亲属及周围的穷人,蒋自明也及时伸出援助之手。1941年底宋绮云不幸被捕后,蒋自明不顾个人安危,照顾宋绮云在西安子女的生活;徐彬如的儿子考上中学,但经济拮据交不起学费,蒋自明一次资助其50块银元;莲湖公园有一姓孟的工人,因为妻子残废,生活困难,是蒋自明设法出资救济了他们一家。
由于蒋自明照顾周到、安排稳妥,到这里来进行活动的进步人士越来越多。常到此处的有韩卓如、杨明轩、杜斌丞、杨晓初、高祟民、李敷仁、孙蔚如、邓宝珊、赵寿山、高桂滋等。尽管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人员也来此就餐,但却对地下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活动毫无觉察。莲湖食堂为我党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联系各界知名人士,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四)党外布尔什维克
莲湖食堂成立后,蒋自明曾多次提出希望能加人中国共产党,以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徐彬如对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曾多次研究过,按条件早该吸收你入党。只是以你当前的工作来看,你的接触面广泛,极易暴露。为了保护党的工作,也考虑到你本人的安全,你留在党外更为有利,所以暂不解决你的入党问题。组织上对你是充分相信的,为了党的利益,相信你能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态度,服从这一决定。”蒋自明表示服从,一定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1938年,蒋自明曾迫切要求到延安去,林伯渠亦打算把他安排在边区政府,发挥他善搞经济建设工作的特长。但党中央认为,蒋自明留在白区工作发挥作用更大,中央有关同志评价说:“像他这样的人仍留在西安较合适。”蒋自明仍被留在了西安。蒋自明以大局为重,竭尽全力完成党交给的各种任务,其中也包括秘密情报工作。
当年,国民党的一些军政要员和特务也常在莲湖食堂大摆筵席或召开会议。蒋自明借机“热情”地接待他们,意在探听其活动,获取有关情报。为多搞到一些情报和文件,食堂对拉国民党要员和特务来吃饭的洋车夫或司机额外支付一份报酬;开发票时把数目增加一倍,让联系吃饭的副官将一半装入私囊,再探知他们来此要干什么事,开什么会;食堂不设存衣处,注明自行保管,特务们丢了机密文件不敢汇报,上司也无从追查;还在特务们喝的贵妃酒中掺入鸽子粪,使其喝起来很香但易醉,可乘机搜摸文件、情报资料等。利用这些方法,蒋自明竟从国民党省党部要员那里获得了全部国民党军编制系列两大册。这种系列册是日本人经详细调查编写,国民党政府又将其翻译成中文,供军政要人使用的,对我党了解国民党军队情况及军事动态极有价值。同时,蒋自明搞到的还有从绥远到新疆的公路详图等。他把这些资料都及时交给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转送党中央。
1939年春,国民党秘密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蒋自明得到消息,即设法从西安国民党机关那里获得了这些文件,交给了八路军办事处。同年,国民党胡宗南部准备从绥德进攻陕甘宁边区,蒋自明获得情报后及时报知了八路军办事处。蒋自明还亲自写了陕西国民党的党、政、军、民、学情况及陕西省青红帮的情况,很快交给了党组织。
陕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处是国民党的文化特务机关,地下党急需了解其内幕。蒋自明接受任务后,便利用他认识的该机构第一组组长刘业昭的关系,介绍翁世武到其第二组担任图书审查员。翁世武打入审查处,把了解到的情报写成材料,通过蒋自明迅速转交地下党。
随着形势的变化,胡宗南统治下的白色恐怖日趋严重,党的地下工作遇到极大困难。蒋自明直接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发生联系,办事处亦是通过蒋自明,向分散在西安各处的同志传达指示;蒋自明还曾协助将西北文化日报社的机器和材料秘密转移到三原,然后又送往延安,印刷工人吴子善就是随机器到延安参加的革命工作;延安方面需要铅印机,蒋自明尽快从私立西安乐育中学买到一部,寻机装上博古、徐彬如去延安的汽车,安全运到了目的地。那时,办事处经常把重要宣传品交给蒋自明,由他设法翻印、散发。蒋自明总是找翁世武在莲湖食堂里刻好蜡板,然后自己拿到僻静处油印,将一部分送给杜斌丞等进步人士传阅,一部分秘密地投寄或散发出去。
蒋自明对党的机密守口如瓶,加上其为人深沉,做事隐蔽,令外人难识庐山真相。他表面上沉默寡言,但心中有主张,暗中在行动,有时大家尚未知晓,实际上事情都已经办成了。他处事坚持“外圆内方”的原则,经常以生意人、老板的面目出现,对各方面的顾客,包括敌人都是一样招待,使人难以区分彼此。如那次回请西安八大士绅时,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郭子峻恰在同一个大厅里请客,他两边一样热情招待,应付自如得当,既防止了敌人发现共产党的活动,又留心监听到郭子峻那边的谈话内容,及时向周恩来汇报,受到了周副主席的赞扬。
蒋自明以其后半生成功地扮演了“蒋老板”的特殊角色,在错综复杂、严峻险恶的环境中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艰巨任务,与他共同战斗过多年的同志都非常佩服他的胆略和才智,老地下党员徐彬如称他是个“异人”,是“党外布尔什维克”,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能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
(五)创办百乐饭店
1939年后,国民党反共活动日益猖獗,西安政治环境日益恶化。加之战争期间,通货膨胀,人民生活下降,莲湖食堂的生意也不如从前。这一年,谢华、徐彬如等陕西省委公开活动的同志先后离开西安去了延安。
1940年,蒋自明按照党组织意见,又在北大街通济坊大厦的西坊,建立了百乐饭店,兼设中西餐部、冷饭部和旅馆。蒋自明仍任经理,没有多久,百乐饭店就成为当时西安第一家最大最高级的饭店。百乐饭店有两层楼、前后门,这里作为秘密联络站,同志们出入活动更方便、更隐蔽。
抗战后期,西安的政治环境日趋恶化,通货膨胀,百物昂贵,使一般靠微薄工资生活的人更加困窘。蒋自明为劳苦百姓着想,专门在饭店楼下设卖份饭,即用很少的钱买一菜一汤,主食可随意吃用。他特意请杨虎城将军过去的厨师李师傅来主持其事,并规定要尊重顾客,讲究卫生,绝对不许掺入拆桌饭菜,而且要价廉实惠。此举受到了众多顾客,特别是那些生活清贫的人员的欢迎和称赞,为百乐饭店赢得了社会声誉。
抗日战争后期,中共在西安一共有三大情报系统,其一是中央社会部建立的王石坚针对胡宗南的情报系统,其二是王超北领导的西安情报处系统,其三是王敦英负责的西安通讯工作组。西安通讯工作组是1943年由周恩来亲自安排部署的秘密情报机构。周恩来命王敦英利用其特殊的合法身份,成立情报小组,并指定王为组长,杨明轩、杜斌丞为成员。
后来,周恩来从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派杨才、钱瑾夫妇来西安建立电台,他们首先和西安通讯工作组组长王敦英接上头,通过王找到杨晓初、杜斌丞、杨明轩和蒋自明。杨晓初、蒋自明在西安玄风桥34号租赁了两间房子,开了一个小杂货铺作掩护,由杨才任“经理”,把周恩来从国外弄到的电台安在杂货铺里。此后,蒋自明就把杨晓初、王菊人、邓宝珊、赵寿山、李敷仁、张性初、李馥清等人搜集来的情报转给王敦英,再通过杨才发往陕北。
■ 蒋自明(40年代照片)
蒋自明在西安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在西安《秦风日报》社工作的杨宾青从军统那里获悉:蒋介石侍从室打来电报,令胡宗南立即查清“蒋老板”和翁世武的情况上报。蒋自明得此消息后,便同翁世武伪装成虔诚的基督教徒,进教堂去作礼拜、念圣经,一时曾蒙混过敌人的耳目。特务们经过跟踪观察,虽没抓住什么把柄,但对百乐饭店的监视仍不肯放松。在西安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胡宗南和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还指命党棍、特务、青红帮分子经常到店内无理取闹,后又以国民党省政府公用为名,强行征用通济坊大厦。1944年又强占了百乐饭店旅馆部的房屋,成立了所谓的“西安社会服务处”。1945年他们又强占了百乐饭店的中西餐部,将蒋自明逼走,百乐饭店从此结束。
(六)莲湖食堂的改名
百乐饭店开业后,蒋自明还继续经营着莲湖食堂。1942年,蒋自明续租莲湖食堂地皮,租期一年,租金全年壹仟伍佰元,比以前上涨了五倍以上。大概蒋自明这时的重点已转移到百乐饭店,使莲湖食堂在1942年并没有营业。1943年蒋自明继续租用莲湖食堂地皮,改称为百乐消夏社,成为季节性商铺,租金全年柒仟伍佰元,可见当时法币贬值的程度。当时,西安各公园内茶社兴起,1945年5月蒋自明续租后又改名为围棋茶社。经营范围的转移和缩小,说明蒋自明在莲湖公园的生意已逐渐艰难起来。
1945年5月,新成立的国民党西安市政府发布启示,对室内所有公园如莲湖公园、革命公园、建国公园的所有茶社进行招标。中共西安情报处为在莲湖公园建立一个联络站,决定让机要科长王释奇以《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经理部副经理的身份前去竞标,交通员梅永和以入股名义参加,结果王释奇竟得莲湖公园北门内左侧的第一号地皮。5月16日正式开张,这就是奇园茶社。而蒋自明也同样竟得第三号地皮,即原莲湖食堂旧地,设立围棋茶社。由于地下党的纪律要求,他们相互之间并不了解,所以各行其是,未有交集。
1945年7月抗战即将胜利前,奇园茶社经理王释奇、围棋茶社经理蒋自明等联合其他茶社经理共同呈文,因当年春旱严重、夏雨缺少、秋收无望,各行业生意清淡,所有茶社均无生意可言,图利不能,还本亦难,要求将合同期限展延至次年5月,但遭到拒绝。这也是莲湖公园内两个地下党组织联络站第一次出现在同一文件之中,也算是他们的第一次会面。
1945年10月18日,这位坚定忠贞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因国民党军统下层人员为了私吞他的饭店,被军统特务下毒致死,终年仅49岁。因当时蒋自明身份并未暴露,对外则称急发脑溢血而亡。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社会部长李克农听说后,特别致信蒋自明的儿子张协和,深表悼念与惋惜,并索要蒋自明的照片以留纪念,表示在以后条件允许时补开追悼会。
蒋自明逝世后,中共社会部部长李克农致张协和的慰问函
蒋自明去世后,围棋茶社由他的儿子蒋孝先(化名张协和)继续承租,但似乎并未经营。1948年起由他人承租经营。
为了创建新中国,无数革命者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地下斗争,其中既有忠于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如奇园茶社经理王释奇、梅永和;也有矢志报国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如传奇人物蒋自明。虽然他们的姓名却不为大众所知,但他们为了人民的事业,执着地奋斗着的历史却永垂青史,他们在莲湖食堂为中国革命的成功所建立的不朽功勋,值得后人永远纪念。
(西安文理学院 张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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