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55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交通大学从上海内迁西安的决定。然而，在迁校过程中，交通大学于1957年4月至5月掀起激烈的迁校争论，并造成较严重的负面影响。

周恩来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于1957年6月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关于交通大学迁校专题会议并发表讲话。讲话对迁校讨论中涉及的院系调整、交通大学迁校决策等争议问题进行了回应，并提出了处理交通大学迁校问题的原则、方针和方法。周恩来的讲话对妥善处理交通大学迁校问题以及合理安排陕西、上海两地高等工科学校布局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最终在“求得合理安排，支援西北方针不能变”的总原则下实现了迁校目标。

〔关键词〕周恩来；交通大学；迁校

交通大学西迁，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背景下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在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在迁校过程中，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交通大学内部在迁校问题上的思想分歧，交通大学掀起了激烈的迁校争论，后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关于交通大学迁校专题会议，予以研究解决。本文将深入分析周恩来主持解决交通大学迁校争论问题的原因，并围绕周恩来在国务院关于交通大学迁校专题会议上的讲话内容，深入分析周恩来在解决交通大学迁校问题上的作用及其影响。

一、牵一发而动全身：交通大学迁校争论及其影响

1955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交通大学西迁的决定。交通大学随即开始了迁校动

员，制定迁校方案，赴西安选址、征地、建校，分批西迁等各项工作。1956年7月至8月，大部分基础课教师、二年级学生和部分职工迁到西安，第一批迁校任务完成。

9月6日，2137名1956级新生到西安新校址报到。9月10日，交通大学（西安部分）在西安人民大厦举行开学典礼。此时交通大学在西安已有教职工815人（其中基础课教师243人），学生3905人，家属1200余人。其中，迁到西安的教职工数量占到全校教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上海部分留下的校和系级机构、专业教研室，三、四年级学生和专业课教师，以及少数因种种原因未能按时去西安的基础课、基础技术课教师，按计划将于1957年8月左右全部完成迁校任务。然而，1957年4月至5月，交通大学在全国整风运动背景下掀起了以迁校利弊为中心议题的激烈讨论，并逐步产生了“不迁校”和“回迁上海”的不同意见，直接影响到国家建设大局和院系调整评估。

交通大学为何在此时掀起迁校争论呢?实际上，交通大学校内在迁校问题上的思想分歧由来已久。当时西安在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生活条件等方面远落后于上海，两地饮食习惯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早在迁校之初，“教职员工中留恋上海的思想情绪……相当普遍”“极个别的学生要求转学、退学”，“曾有几位教授写信给国务院请教其详，多少表达了一些担心”。但是，由于1955年台海形势比较紧张，东南沿海一度被视为有可能随时爆发战事的前线地带，同时中共中央考虑要合理布局高等院校和工业基地，并使高等教育的布局能够配合工业基地的建设，因此，高教部和国务院决定1955年开始进行新一轮的院系调整，加强内地高校建设。交通大学西迁就是“根据西北工业建设的要求和离开国防前线的条件下提出来的”。在这样的形势下，交通大学大多数教职工能够服从国家及学校发展利益，支持迁校，迁校初期的各项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以及受迁校过程中的现实困难影响，交通大学校内关于迁校的态度不断发生着微妙变化。一方面，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促使校内外一些人士对交通大学迁校必要性提出质疑。1955年8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后，国际形势趋向缓和。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指出要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据此，上海市将“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确定为工业发展方针；国务院和高教部决定由交通大学负责为上海筹备一所机电机械类大学。在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代表提出：交通大学过去为了世界局势的动荡不能不作内迁打算。现在局面缓和下来了，与其让交通大学迁走以后重新再办一个机电学校，何不就交通大学作留下来的打算。交通大学校内一些教师除认同上述观点外，甚至提出：“科研中心在北京、上海，西安没有科研机构，许多工厂也要以后才建，为什么现在要搬西安，应该解释清楚。”有人根据筹建南洋工学院需要从交通大学抽调师资的传闻，提出：“会使交大一分为二，实力分散，迁去西安如何能担负起建设大西北的重任。”这些意见不仅增加了一些教职工的思想疑虑，而且使得部分教职工的迁校积极性受到明显影响。另一方面，迁校实施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难，助长了一部分教师“不愿迁”的情绪。交通大学已扎根上海60年，早与上海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西迁必然会面临很多现实困难。

仅从教职工生活角度来说，就面临家属工作调动、子女入学、搬家、生活习惯等诸多具体问题，部分教师还存在身体衰弱多病或家庭拖累较重等特殊困难。尽管高教部、上海市、陕西省及西安市、交通大学校方为解决迁校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但很难达到尽如人意。同时，迁校师生切实感受到了西北艰苦的条件以及饮食等各方面的差异，加重了一部分师生“安土重迁”的情结。

1957年2月，围绕着“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问题，交通大学有的教职工认为迁校问题是当前学校中最突出的矛盾，要求进行民主讨论。学校党委为此专门请示了高教部。4月21日，彭康在校党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有关指示精神，倡导在迁校问题上充分发扬民主。①当时，交通大学工会为动员全体会员做好迁校工作，正在举行工会会员大会。杨秀峰的意见传达后，学校党委同意在工会会员大会上进行讨论，大会随即决定延长会议日程，讨论迁校问题，由来已久的交通大学迁校思想分歧很快迸发出来。工会会员对迁校提出了各种看法：有的认为迁校是正确的，应该迁；有的认为迁校不正确，不该迁；有的认为可在西安设分校；有的认为可以缓迁等。同意迁校的理由有：根据工业发展的布局，西安是我国发展重工业的基地，因此西安就需要像交通大学那样的综合性工业大学去配合工业发展；结合国际形势和工业发展布局，高等学校应该迁往内地；迁往西安后遭遇的暂时困难，会随着西安工业发展和条件的改善获得解决。不同意迁校的理由有：目前西安的工业还没有全面发展，因此还不需要交通大学迁到西安去配合工业建设；目前国际形势已趋缓和，交通大学不一定要迁到西安去；迁校以后在招生来源和质量，及科学研究工作的配合发展方面都会遭到很大的困难。中立的意见是交通大学可在西安设立分校，由上海交通大学在人力和物力上支援分校的建立工作。自迁校以来，这次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是普通教工第一次就迁校问题进行较为广泛的讨论，教工们提出了各自的不同意见，既有支持方，也有反对方，还有中立方。这对当时正在进行的迁校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4月27日，中共中央出台《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鉴于整风形势以及交通大学内部对迁校问题的分歧，为吸取大家的意见，避免影响迁校问题的讨论，校务委员会决定暂时停止上海部分实验设备的拆卸装箱和西安新校址的基建工作。同时决定由教务长陈大燮、党委副书记邓旭初以及程孝刚、钟兆琳、郑家俊三位教授组成一个“五人小组”来专门研究处理迁校问题。“五人小组”在校内外进行深入调研后，提出了几个方案：一是全部迁回上海，二是全迁西安，三是西安设分校，四是上海设分校，五是就现有交通大学、上海造船学院、西安动力学院、南洋工学院四校统筹在上海及西安设两校。随后，校务委员会先后于5月6日至8日和5月18日两次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五人小组”提出的方案，研究迁校问题，西安部分也派出代表来上海参加讨论。

这两次会议的发言情况，与工会会员大会的讨论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大多数人倾向于不再继续迁校。在全国整风的背景下，总的氛围是号召大家提意见帮助整风，故在迁校讨论中，对迁校“弊”的一面以及迁校过程中的缺点和不足强调较多。因此，两次会议中反对迁校的理由明显增多，此外，还包括迁校会削弱师资力量，西北工业速度放缓，上海有合理发展的需要，上海的工厂条件、技术水平、招生质量更好，交通大学可在上海输送毕业生或支援西北建设等。基本没有人明确表达支持迁校的态度和理由，仅有少数教师从要对西安建校负责、回迁可能对西安航空学院等内迁单位造成不好影响、回迁面临的困难等角度要求校务委员会慎重考虑。这些反对迁校的意见和理由，对持中立态度的教职工，甚至一些持支持迁校态度的教职工产生了较大影响。第二，讨论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意见。一是有教师认为“迁校不当”，对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迁校的必要性提出质疑。二是有教师对交通大学领导提出批评，认为过去学校领导对上级领导布置下来的工作，一般都是缺乏思考，生硬执行，发扬民主不够，迁校没有经过讨论。对此，彭康作了自我批评：过去迁校如果错了，由领导负责，决不把责任推在大家身上。迁校问题过去虽经民主讨论并同意，但没有发动大家充分讨论，这首先是自己的官僚主义。这样一来，校领导在迁校问题上陷入比较被动的局面，难以发挥出对迁校讨论的有效领导和适当引导作用。三是校内外出现了质疑、否定高等教育院系调整的意见。如交通大学西安部分在讨论交通大学迁校问题时，“对高教部院系调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上海市委召开的科学界座谈会上，不少科学家对高教部的官僚主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其中涉及院系调整问题。有人提出：过去高教部在院系调整时，随便地拆散了浙江大学和江西大学，对交通大学的迁校是否合适，也没有郑重考虑。有人认为：院系调整时，不考虑地区特点、教学研究力量，把教授们随便调动，一点也不尊重教授。这些批评意见，一方面，使交通大学迁校争论进一步复杂化，不仅关系到交通大学一校的迁校问题，而且直接影响到高等教育院系调整的评估；另一方面，使高教部在处理交通大学迁校问题上的权威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基于上述情况，5月18日，彭康代表校常委会在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提出一个综合性意见：第一，根据情况的变化，现在大家认为以不迁为宜，西安部分全部有步骤地迁回；第二，高教部如果认为需要在西安设一多科性工业大学，交通大学可进行支援。彭康特别说明：最后还需要由国务院决定，如果国家有更好的办法提出，希望我们能从大局考虑。

交通大学形成的“不迁校”和“回迁上海”的意见，会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此时，交通大学的迁校工作已开展两年时间，第一批迁校任务已于1956年暑假完成，西安部分已开始正常的

教学科研工作，已有5000多名师生员工在西安工作、学习，学校的很大一部分图书资料、实验设备、课桌课椅等家具都已迁到西安。如果再回迁上海，必然再次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迁运费用等损失。另外，交通大学在西安的新校址，征地1200余亩，中心大楼、学生宿舍、食堂等10万多平方米的基础设施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迁回上海必然造成大量基建费用的浪费。同时，上海方面，以交通大学造船系和大连工学院造船系为基础成立的上海造船学院已经建成开学，因交通大学迁校而准备成立的南洋工学院也在筹建中，这两个学校按计划都将以交通大学原址为校区。交通大学若不迁校，必然会涉及上海造船学院和南洋工学院的处置问题。

与经济损失相比，“不迁校”与“回迁上海”的负面政治影响更加严重。首先，交通大学西迁，作为高等教育院系调整的重要内容以及实现高等教育与工业基地相配合的重要举措，在当时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交通大学是否西迁，直接关乎已经制定好的高等教育发展布局。其次，交通大学回迁倾向，波及其他迁往陕西的内迁单位。仅以高等院校为例，除交通大学外，西安航空学院由南京华东航空学院全迁而来，西安动力学院由苏南工专、西北工学院、青岛工学院相关水电专业合并成立；西安建筑学院是由东北工学院、青岛工学院、苏南工业专科学校、西北工业学院相关土木、建筑系合并成立。这些高校都涉及全迁或部分专业迁校的问题，交通大学的回迁倾向难免对它们产生负面影响。一言以蔽之，交通大学迁校问题很有可能会对社会安定和国家建设大局产生消极影响。

二、支援西北方针不能变：周恩来对交通大学迁校的基本态度

周恩来十分关心交通大学迁校问题。早在1955年3月底，周恩来就曾圈阅过高教部党组

上报的《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1955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其中涉及交通大学西迁问题。西迁工作开始后，针对个别教师反映的意见和迁校面临的实际困难，周恩来曾一再提醒杨秀峰、彭康等注意研究动向，进行妥善解决。

1957年4月至5月，交通大学掀起迁校争论后，周恩来更是密切关注。据彭康于5月12日在交通大学上海部分召开的党员大会上的报告中透露：关于迁校情况，“周总理几次问起”。在5月17日交通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上，彭康通报情况说，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和副部长刘皑风一起到周恩来处谈过，周恩来的意见是现在牵涉到的面很广，还要考虑。交通大学形成“不迁校”和“回迁上海”的意见后，最后的决定需国务院作出指示。为此，周恩来抽出很多时间，经常分别召集各有关方面开会，听取意见。在深入了解各方面情况和态度的情况下，周恩来于6月4日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关于交通大学迁校专题会议并发表讲话。

周恩来肯定院系调整是正确的，但有缺点。周恩来认为院系调整“是有根据的”，因为“根据共同纲领以及宪法对教育工作的要求，过去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底子是不能相适应”，“有许多缺门必须补充，有些专业必须发展”，“过去教育的设置安排也是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的要求”，旧中国“工业的布局、教育的部署是不平衡的，不合理的”，因此“应肯定院系调整积极的作用，这是主要的一方面”。同时，周恩来指出院系调整存在缺点，“有安排适当的，也有安排不适当的”“过去民主少了一些”，有些情况“没看到、没料到”，考虑不够周全。之所以存在这些缺点，周恩来认为主要与中共中央对国内外形势作出了有利于我国开展全面建设的估计以及对工业建设的重新布局有关。但工作的转变并不容易，因为“十大关系解决不是一提出来就能很好解决，不可能180度的转弯，事不同于人，尤其是国家大，转弯也慢，大象转弯总不容易，从思想上转变到组织、工作制度的调整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周恩来提出：“院系调整的缺点要克服，但不能否定院系调整正确的方针。”这实际上批评了社会上否定院系调整的意见，阐明了院系调整的必要性，厘清了院系调整方针的正确性与执行过程中具体缺点之间的区别。

周恩来用三句话概括了西迁问题。一是“1955年决定交大内迁支援西北建设，照顾国防是必要的，当时也不是没有想到交大内迁的困难”。二是“1956年是可搬可不搬，也可以由交大支援一部分”。三是“到1957年就造成了程孝刚先生说得很好的‘骑虎难下’局势，困难是由国内外、校内外等原因造成，不仅困难而且影响很大。”⑦这三句话反映了交通大学内迁正好处于国内外形势转变的关头，呈现出复杂的局面。首先，由于照顾国防以及支援西北工业基地建设的需要，195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迁校是正确的。当时虽然考虑到迁校的困难，但是对困难的估计不够。因此，不能因为后来迁校面临困难，就否定迁校决策的正确性。其次，由于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1956年面临“可搬可不搬”的局面。一方面，国防形势趋向缓和，《论十大关系》提出要好好利用沿海工业的老底子，因此“从十大关系、新形势新安排，可以不搬”。另一方面，当时“学生已招了2200人，留在上海很难，西安校舍已建立，招生任务大”，“学校已

经动员，西北又需要”，因此也可以搬。最终“经过商量，但商量得不够广，当时时间仓促，已到6月，造船学院又要分出来，仍决定搬，搬了一半”。①这就解释了1956年国务院和高教部复议交通大学迁校决策的主要考虑因素。再次，1957年迁校争论发生时呈现“骑虎难下”的局面。总之，周恩来从历史发展和当时形势出发，不仅阐明了国务院和高教部决定交通大学迁校的主要考虑因素，而且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变化下迁校面临的现实困境，明晰了迁校问题的来龙去脉和复杂局面。

周恩来明确了解决交通大学迁校问题的原则和方针。如何解决迁校问题，周恩来提出“交大问题，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四面八方都考虑到”②，“着眼点也要根据一切问题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一切还是为了更好地动员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交大问题时刻不能脱离这一原则”③，“总的原则是求得合理安排，支援西北方针不能变”④。也就是说，解决西迁问题，不能仅考虑交通大学一校的利益，还要考虑到上海市、陕西省、各有关高校的利益；要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出发，支援西北的初衷不能改变，但也不宜勉强，要合理安排。据此，他提出了两个方针供交通大学考虑。一个是“坚持搬西安，少数不能去的不勉强”；一个是“不可能说服，搬回上海”。就搬回上海的方针，又分为高的、折中的、低的三个方案。高的方案，“多留些专业在西安，使西北有所帮助”；低的方案，“全部回去，一个不留”；折中方案，“向师生进行动员，愿留西安的可留西安，一年级学生可转专业，二年级学生也可，22个专业，有与西工、动力相同的，教师也是一样。电机制造愿留的也可以。分一部分，或转一部分，对支援西北有很大好处”。⑤周恩来仔细地分析了两种方针各自的利弊。就“坚持搬西安”的方针而言，“长远打算是有发展，眼前是留上海有利，当前迁西安是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可以逐步改善，主要还是不愿去的太多了”。⑥这是因为从长远来看，按当时国家的方针，上海不能搞大基建，上海新工业不会有大发展，交通大学的发展规模和与上海工业的协作配合会受到限制，而西北工业发展的前途广阔，因此迁西安更有利；从眼前来看，西安工业基础薄弱，很多工厂还处于在建状态，自然条件艰苦，劳动力条件也不如上海，因此留上海有利。但是，周恩来认为眼前面临的困难都可以克服或逐步改善，关键点在于不愿去西安的教职工太多了。据杨秀峰1957年5月29日给周恩来的书面报告统计，交通大学（包括西安部分）有教授、副教授91人，现在上海的教授、副教授76人，估计不能随校去西安的有40人。就“搬回上海”的方针而言，有利方面是上海也需要，与上海社会关系密切，教学、科研工作有好处；不利方面是“无以对西北人民”，搬回上海以后困难极多，包括与造船学院的矛盾、发展受限制等。这就深入阐明了各种方案的利弊得失，改变了交通大学迁校讨论中对回上海有利的方面谈得多，不利的方面提得少；西北困难说得多，有利方面说得少的情况，有助于各方面更加全面地考虑交通大学迁校问题。

在最终采用哪一种方案问题上，周恩来主张采用民主协商的方法进行讨论。他在讲话最后表示：“杨部长（指高教部部长杨秀峰）要我下决心，问题很复杂，决心不好下，还是请大家再考虑。对于这样一个个复杂问题不能不如此，不是要你们为难，我是不偏于哪一个意见的，目的是要交大搞好。”在“求得合理安排，支援西北方针不能变”的总原则下，解决交通大学迁校问题的基调就已经定下来了。

周恩来特别强调：“交大一举一动，都会有很大影响，联系到各个学校，交大同仁一言一行必须顾全大局，一切应从团结出发”，“我们是集体主义者，要照顾恰当，必须从全面着想，要使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一致，提请先生们注意”。因此，交通大学在讨论迁校问题时，不能只从自身的角度出发，而应该考虑到国家大局。反过来，周恩来也提醒其他内迁学校，“如交大迁回上海（也不是完全无道理），要求其他学校也应以协作精神来对待，即使交大回去，其他学校也应安定下来。航院、无线电学院要闹大风潮，不要这样对立搞，不能用一个方案办事”。即使交通大学最后选择最低方案，周恩来也希望能够将影响降低到最小，控制在交通大学校内，不能波及其他内迁单位。

综上所述，周恩来在国务院关于交通大学迁校专题会议上的讲话，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原则性。一方面，讲话针对校内外对院系调整和交通大学西迁决策的质疑，实事求是地分析了院系调整和交通大学西迁的决策原因以及存在的缺点，厘清了决策正确性与执行存在缺点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讲话提出了解决交通大学迁校问题的原则、方针和方法，并客观地分析了各种方案的利弊得失，对后来交通大学迁校问题的解决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求得合理安排：交通大学迁校问题的解决

周恩来的讲话促使交通大学迁校问题得到妥善解决。首先，交通大学校党委和校常委会决定重新讨论迁校问题。6月7日，彭康向交通大学校党委、校常委会分别传达周恩来讲话，经讨论决定在全校进一步深入开展迁校问题的讨论，并作出“争取第一方针，保证实现第三方案”的决定。其次，部分教职工扭转了“不迁校”和“回迁上海”的态度。从6月7日下午开始，交通大学通过各总支、师生员工大会、教职工党员大会、民主党派座谈会等方式传达周恩来的讲话，促使师生员工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据6月12日交通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上的情况分析，“群众中思想有振（震）动，有变化……党内多数同志接受第一方针，照顾大局，照顾影响。少数党员思想不大通，组织上服从”。有教师表示：过去我曾发表意见说，看不出西北对我校迁校的需要，没有足够的资料证明这种需要。听了总理报告的传达后，我觉得是证明了这种需要，所以我觉得搬去好。经过对周恩来讲话精神的进一步传达和解释，到6月19日，从各系主任在校常委会扩大会议上的汇报情况来看，少数教师赞成全迁，态度很坚决，人数比原来有所增加；多数赞成第三方案，进行支援；也有些教师有条件地赞成第一方针，即在不削弱师资力量的前提下同意迁，否则是以不迁为宜；青年教师表示，如果老教师都去，他们也愿意去；只有极少数主张迁回。综合来看，相比较5月份的讨论情况，周恩来的讲话传达后，部分坚持迁校的意见敢于充分地表达出来；部分反对迁校的教职工转变了态度，趋向支持迁校或保持中立态度；大多数教职工肯定交通大学支援西北工业基地是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布局中文教事业部署的合理原则。当然也应该看到，“赞成全部迁往西安的主要是年青教师，教授、副教授虽然大多数赞成支援西北，但因各种原因仍约有一半以上不能去西安或不能长期在西安”。再次，上海市委、陕西省委、西安市委、上海市工程技术界、西安市工程技术界、交通大学老校友等纷纷表达了支持交通大学迁校的鲜明态度，对迁校讨论产生了一定影响。综合各方面情况，特别是交通大学师生员工的思想转变情况，经彭康主持的校务委员会讨论，于7月4日一致通过“交大分设西安、上海两地，两部分为一个系统，统一领导”的迁校新方案，使西迁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周恩来的讲话对合理安排陕西、上海两地工科院校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周恩来的讲话虽然主要是针对解决交通大学迁校问题的，但“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四面八方”和“求得合理安排，支援西北方针不能变”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解决其他高校的问题。当时陕西、上海两地工科学校亟需解决的问题主要有：1955年院系调整过程出现的西北工学院的发展方向问题和西安动力学院停办问题；由交通大学迁校争论引起的西安航空学院、动力学院不同程度波动的问题；上海造船学院及南洋工学院的处置问题等。在周恩来讲话精神的指导下，高教部等综合考虑各方面情况，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充分尊重各高校教职工的讨论结果，提出了合理部署陕西、上海两地高等工科院校的方案。陕西方面，西安动力学院撤销，全部并入交通大学西安部分；西北工学院除采矿、纺织及计划成立的地质专业外，全部与西安航空学院合并，成立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工学院现有的采矿、纺织及新成立的地质专业以及西北农学院的水利土壤改良专业调入交通大学西安部分。上海方面，南洋工学院并入交通大学上海部分，上海造船学院和交通大学采取合作形式进行工作，保留上海造船学院校名，行政上由交通大学统一领导。④这样的调整方案，既实现了合理布局高等教育初衷，又有效地整合了上海、陕西两地的高等教育资源，消弭了因院校调整而引发的矛盾；既贯彻了国家加强内地、支援西北工业基地建设的原则，又符合上海“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发展方针；既有利于交通大学内部的团结，又可以充分发挥交通大学现有师资力量的作用，提高质量。上海、西安两地工科院校的合理调整工作之所以得以较为顺利解决，得益于“总理所指示支援西北，合理部署，同时照顾四面八方的关系，启发人们自觉，不太勉强的原则”，方针明确，提高了人们的思想觉悟。

交通大学迁校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成功范例。周恩来在主持解决交通大学迁校问题上，强调要用民主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要启发人们自愿，不要太勉强，要把问题讨论透彻，把思想打通。这样的处理方式赢得了好的反响，对交通大学师生是一次生动的政治思想教育，赢得了交通大学师生和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对于解决同类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文章公开发表于《毛泽东思想研究》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