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共党史研究，要以人作为叙事的中心，应当在它的起点、过程和结果中体现对人的关怀。党史研究关注的“人”，首先应是有生命的具体的个人。这要处理好诸如“过去的人”和“现在的人”，“正面的人”和“反面的人”，“杰出的人”和“平凡的人”等认识上的一些复杂问题。党史研究还应关注群体的“人”。因为个别历史人物的“动机”，并不仅仅体现他个人的思想，而是代表参与运动的群众之“普遍动机”。这表明在党史研究中，突出群体的重要性。

关键词：个人；群体；党史研究；中国共产党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高校党的建设历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项目号：19ZDA012） 的阶段性成果。

在中共党史研究中，不仅要坚持实事求是，而且要做到以人为本。因为只知求真而不知求善，不把真理观与价值论统一起来，就达不到美的境界。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即便在求真的叙事中，也不能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次上，而要分析潜藏在事件背后的人的思想和动机，以及这些事件对人的意义。马克思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中共党史也不例外。因此我们的研究就应当从这个“前提”出发，并始终把人放在叙事的中心位置。

一    党史研究须有人文关怀

中共党史研究，既然以人作为叙事的中心，那就要在它的起点、过程和结果中体现对人的关怀。这本来不成问题，因为党史学家也是人，他不能不为人们过去的胜利而激动，为他们的失败而沮丧，对人世间的善与恶，他也不可冷眼旁观、无动于衷，但事实并非如此。对许多研究者来说，叙事中心永远只是经验或道理，人物或事件反倒成了为之服务的道具。这是很不应该的。我们应当把它颠倒过来，在实际研究中，时时想着人的作用和地位，处处表现对人的理解和关怀。

首先，对“历事者”要有人文关怀。这一点对党史研究来说，有特别意义。因为它的研究对象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不仅体现在党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初心使命上，而且还体现在它的各项具体政策中。我们要把这一人文精神，写到党的历史中去，在历史叙事中反映党对人民的这种人文关怀。

比如，中共坚持“群众路线”，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与其他政党就有根本不同。早在1927年“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就提出“去留自愿，愿留则留，不愿留发给路费”，表现出对人的理解和尊重。他还要求：“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在党内也当如此，毛泽东提出要“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他说：“我们要把同志看成兄弟姊妹一样，从这里能得到安慰，疲劳了，可以在这里休息休息，问长问短，亲切得很。”1941年，毛泽东还为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第14期毕业学员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更能说明党具有爱护人、关心人的一种人文精神。

这种人文精神，还体现在对党史人物的评价上。即便是对犯过错误的人，党也要求采取宽大政策。毛泽东说：“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毛泽东的评价也是如此。邓小平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

这一点我们要学习和借鉴。在党史研究中，也需要有这种人文精神，宽容而公允地对待党史人物，慎重使用评判的权力。因为过去的人不能替自己辩护，不能当面向他的研究者解释自己的想法，说明事情的原委，所以我们要主动地走进他们的内心，观察他们的活动，这样才有可能把握他们的真实想法，体会其活动的真实意义。其实，正如法国史学家朱尔斯•米什莱所说的，“每个死者都留下了一笔小小的财产——他的记忆，并且要求我们去照顾这个遗产……在我的事业中我从未忽视过作为一个历史家的义务。我给予了太多被遗忘的死者我自己将来也需要的协助。我发掘他们，是为了赋予他们的第二次生命”。这应该是一种最博大最深切的人文关怀。

其次，对“读史者”要有人文关怀。李大钊说：现代史学应予人以“乐天努进的人生观”和一种新历史观，它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见了我们的世界，发见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这也是党史研究的价值所在。

其实，党史研究的主要功能，就是资政育人。这是中国史学的一大传统。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得可鉴，失亦可鉴也；同可鉴，异亦可鉴也”。所以通过与历史的对话，就可以明是非、别善恶、正目标。当然，史学研究不单是为政治借鉴，它对社会人生也有重要参照。梁启超说：“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因此，无论是治国理政者，还是一般读书人，都应从读史中受益。刘知几说：后之学者，“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这既是对后学者的期盼，也是对史学家提出的要求。

不过在这一点上，党史研究也有它的特殊性。我们处于现时代，研究执政党，对资政和育人，都要有深一层的理解。一方面，不能单纯为了资政，而把过去的人物或事件，和现在的人物或事件作轻率的历史类比，好像不如此，就是脱离现实政治，就失掉了党史研究的现实意义。更不能把历史上的现实，和今天的现实等同起来，那样不是把历史“现代”化，就是把现实“古典”化，这都是非历史主义的做法。此外，对于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一样。环境变了，条件变了；物是人非，今非昔比，向现在的人提供过去的经验未必受用。美国历史学家M.萨维尔说：“如果历史真有训导价值的话，那就是它将人类的能力教给了人类。”所以对于今人来说，党史研究授之以鱼，还是不如授之以渔的好。

另一方面，也不能单纯为了育人，而对党史人物予以过分地、不适当地赞誉或批判，试图把他们标准化、脸谱化，好像不如此，就不能通过具体的党史人物对人们进行历史的教育。其实，把党史人物标准化、脸谱化，不仅不能促进党史教育，相反妨害了它，因为这种做法会使人混淆对于党在新中国成立前与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不同时期之间的历史差异性的认识。这会造成一种抹杀历史远景的危险，会引导人们不是向前而是向后看。

由此可见，党史教育不仅要向上看，而且还要向前看。在这方面，党史研究体现的人文关怀，就是要让它的读者看到伟大人物、革命先驱，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而牺牲自我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批伟人和先驱，并非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对社会要求的感受要敏锐些，想满足这要求的情绪要浓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泣可歌的悲剧和壮举。这样正如李大钊所指出的，可以使“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志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于是乎油然而起了”。

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党史研究的主体——史家应具备人文关怀。虽然在治史目的上，研究者往往各不相同，有人是为解决现实问题寻找答案，有人是为执政者建言献策，也有人纯粹出于个人的兴趣，还有人可能把它作为一种谋生之道；但无论具体目的是什么，他都要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并且一刻也不能忘记，党史学若想在科学研究和人们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就绝不能一味地满足个人的癖好或某一部分人的需要，而是要关注人民群众，促进他们的美好生活。

这种人文关怀要求，党史研究者必须把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作为他工作中的一个永恒主题。刘知几说：“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在中国古代，史学家尚且要求做到这一点，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当然更要承当这一重任，具备这一情怀。不过，就包含的个性内容而言，这种情怀应属于一种非积累性的文化，它是“个性的创造、个人思想与风格、人格修养、道德情操与心灵境界，这些是不能继承的，所以是无法积累的”。这意味着人文关怀对它的一切承载者来说，都需在其个人生命的限度内从无到有地培养。

一般说来，党史学家的人文关怀，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要“有我”，二是要“有人”。“有我”，就是要表现作者的性情见解，认识到“历史中有我们的人生，有我们的世界，有我们自己”。“有人”，就是要与一般的人、具体的人发生交涉。这一点说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因为我们遍查史籍，看到的也只是片断的记忆、众多的姓名、冷冰冰的文献和干巴巴的数字，至于遮蔽在历史烟云中的“人”，则是很难被注意到的。即便有时关注到它，也会将之视为遥远的、死去的、与己无关的人，在观察他们的时候，不免带有一种疏离和冷漠之感。这样的历史，在今日的眼光里，全是徒劳精神、枉费笔墨，因为它不能从历史的深处，站在“人”的角度，写出中共党史的演化，写出民众生活的变迁。

当然，对以上两个方面，我们也要有更深一层理解。一方面，“有我”也不可“任性”，不能自以为是。真正的史家，绝不容许个人偏见影响自己的判断，更不会由外部环境左右自己的观点。他要做一个“断狱”的“老吏”，让固有观念服从于客观事实，并且在众多事实中也会谨慎结论，以便把更多评判的空间留给读者。另一方面，“有人”也不可“任情”，也要理智冷静。这一点应向鲁迅学习。一般人只批判“统治者”，但鲁迅也批判“被统治者”。他在《药》中写华家和夏家，在《故乡》中写杨二嫂和闰土，说明人民与人民，并不是当然的朋友。他们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得复杂。所以鲁迅不只是一个“战士”，他还是一个“启蒙者”。恩格斯说：“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因此对党史，我们也不要人为地美化它或掩盖它，而是要像鲁迅一样，把真实的情况写出来。这样对党对人民都是有益的。

二    党史研究先要关注个体

党史研究要有人文关怀，应当关注到人，但它首先要关注的是，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然而有时候却事与愿违。因为许多党史论著通篇是政治、经济、军事、会议、文件等内容，只是很少写到人。即便写到人，也多是抽象的、共性的人，而不是具体的个性的人；是上层的伟大的人，而不是下层的普通的人。这是很不应该的。不过要写好这个，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最为关键的是，要处理认识上的一些复杂问题。

第一，“过去的人”和“现在的人”。过去的成功，都流注于现在，前人的劳绩，都遗赠于今人。因此对“过去的人”，我们要尊重他，不能苛求于他。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也不能由此推论，要反对分析和评判历史人物的局限性及其认识上的错误或不足。列宁决没有这样的意思。

因此在党史研究中，对于“过去的人”，我们一方面要根据他较之于他的前人提供的新东西，肯定他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也要分析他的历史局限性，指出其认识上的错误或不足，这是完全必要的。超越历史条件苛求前人，批评他没有提供现在所要求的东西，这是一回事；在肯定前人功绩的同时，分析他的历史局限性，则是另外一回事。不能把两者等同起来，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此外，还要分析他的新贡献，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突破他的前人所不能突破的局限性而作出的。同时也要与他的后人——“现在的人”相比较，分析他究竟受到何种局限性的限制，以至于不能像今人一样作出更新的贡献。只有这样，才能对他作出符合事实的正确评价，才能在历史中把他的个性刻画出来。

对于“现在的人”，也应采取同样的态度，只是在书写方式上略有不同。这是由今人所处的时空地位决定的。李大钊说：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和“未来”的中间全仗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一掣现在的铃，无限的过去未来皆遥相呼应。这就是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道理。这表明在历史中，“现在的人”居于中枢位置，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正因为此，史学家在书写方式上，一般采取“详今略古”的办法。不过，这也并不是说“现在的人”，就比“过去的人”重要，今人的事就应当写得详细些。但是一般说来，历史的内容总是越到后来越复杂，所以在写作上由略而详是必要的。关于这一点，应该向司马迁学习。司马迁写《史记》，使用的就是这个方法。他把五帝合并在一个本纪中，而写夏、商、周则各为一个本纪，写到秦汉，就一个帝王一个本纪了。作表也是如此。对于“三代”，他只作世表，但对春秋战国作年表，而对秦楚之际则作月表。我们虽然批评他的局限性——“重君轻民”，但是他的方法——“详今略古”还是可以借鉴的。

当然，前人与今人也是相对的。因为今是古的发展，无古则无今，今亦将成古，古在历史上有它的地位。所以“详今略古”，并不是说“只要今，不要古”。其实在比重上，二者同样是相对的，并不是说写今人，就要详细到“无以复加”，写前人就要简略到“不见其形”。这里的问题，牵涉到我们对现实问题的态度，即能否做到“古为今用”，这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不过，退一步说，无论“过去的人”，还是“现在的人”，关键是要写到“人”，这又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对党史研究来说，这也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正面的人”和“反面的人”。对党史上的人，人们以往常用笼统的、简单的“二分法”，以为冠以革命与反革命就是讲辩证法了。其实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正是形而上学的方法。但是，我们若据此而论，认为在党史研究中，可以不分好坏、不辨真伪，这又犯了相对主义的错误。正确的方法是，要关注党史人物的矛盾和个性，分析他对历史作用的过程或阶段。有的党史人物在其发生历史作用的全过程中的性质是一致的；有的党史人物在其发生历史作用的全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性质是不同的。因此只有对党史人物的历史作用，先进行分阶段的考察，然后再作整体性的评价，这个结论才符合历史实际，才能令人信服。

比如，对陈独秀的分析和评价，就是一个例证。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主要旗手，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自1921年党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都是党的总书记。在此期间，他既有很大功绩，也犯过严重错误，但他毕竟还是党的领袖，所以要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他的错误。以往的研究，把他当作反面人物，这是不公正的。毛泽东说：“对陈独秀应该承认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有功劳的，大体上如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在1942年《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他还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毛泽东所说“将来”的事，我们现在应把它完成了。

其实，在党史人物中，正面与反面总是相对而言的，他们是通过冲突和斗争来确立彼此关系的。既然是斗争，就不能只讲斗争的一个方面，也要讲斗争的另一方面。比如在抗战时期，主张抗日和民主就是正面的，而反对抗日和反对民主就是反面的。这在当时不是问题，但换了环境，现在反成了问题。有人说汪精卫是民族罪人不假，但他的私德很好，对夫人陈璧君的感情也是忠贞的，比现在违法犯纪的一些党员干部好多了，所以对他要重新评价。这当然是错误的，但要回答好这个问题，还是要求教于马克思。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我们所讨论的汪精卫，是在特定“社会关系”中，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汪精卫，所以不能仅从伦理关系上，用一个好儿子或好丈夫的标准来评价他。

当然，反面人物也不只是在党外，党内也是存在的。不过，这个写起来更复杂，尤其在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举一个例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宣传队让某教师上一堂课，介绍林彪生平。这位老师大讲林彪的好处，一贯拥护毛主席。可是没几天林彪就出事了，宣传队感到很尴尬，想来补救一下，最好的办法是让那位老师再讲一次，自己“消毒”。于是那位老师又上一堂课，这回林彪变成坏透了的，从来就是反对毛主席的。这种“低级红”的做法，只会破坏党史学的声誉和形象。

因此，分析党史人物，一定要把两点论和重点论统一起来。坚持两点论，就是从总体上、全局上，评价党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分清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坚持重点论，就是对正面人物不讳过，但要突出其功绩；对反面人物的功绩也不抹杀，但重点是对其错误的分析。同时还要指出，研究党史也不能一味地着眼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邓小平说：“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从这个角度看，在党的历史上，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有我们研究的价值。

第三，“杰出的人”和“平凡的人”。在党史研究中，过于强调个别杰出人物的作用，以至把他的活动说成是不受客观规律的支配、不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这是唯心主义者的胡说。但如果不承认个别杰出人物的作用，乃至在讲述历史时，避免提及个别杰出人物的名字，也是一种严重的片面性。罗素说：一部世界史，试将其中十余人抽出，其局面或将全变。这话确有一定的道理。试想一部中共党史，若将陈独秀和李大钊、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人抽出，其结局固然可以料定，但过程就很难想象了。

在杰出人物中，有两类值得特别关注：一是“应时之人物”，一是“先时之人物”。梁启超说：“应时而生者，则其所志就，其所事成”，结果是“名誉洋溢”；“先时而生者，其所志无一不拂戾，其所事无一不挫折”，以至于“生死绝域，血溅市朝”。在中共党史上，“应时而生者”，类似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人；“先时而生者”，类似于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邓中夏、张太雷、恽代英等人。对这两类人物，我们不能以成败论取舍，顾于此而失于彼，而应当予以同等的地位。

不过，在党史人物中，杰出与平凡也同样是相对的。所以不能只目光向上，关注杰出的大人物，还要目光向下，看到平凡的小人物。这是因为：一方面，大人物是从小人物发展来的。比如毛泽东就坦承，他年轻时只是一个小学教员，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也从未听说过共产党。他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另一方面，小人物有时也能扮演大角色，成为撬动历史的重要力量。比如1978年11月24日，安徽凤阳小岗村严宏昌等18户村民，在一纸“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这是一份把集体土地承包到户的“大包干”契约，也是一份干不成就要掉脑袋的生死状。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个举动从此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此外，还有一类人，虽从事着平凡的工作，却成就了不朽的业绩。这样的人在党的历史上，也是值得纪念和书写的。比如，王进喜是一名普通的石油工人，但留下伟大的“铁人精神”。雷锋是一名普通的解放军战士，但留下伟大的“雷锋精神”。我指导一篇硕士论文，题目叫“张思德：中国共产党精神史的个案研究”，也是要说明这个问题。张思德出身于一个穷苦农民家庭，青年时期参加红军，后来入团、入党，经受革命的历练，但在执行烧炭任务时不幸牺牲了。毛泽东在其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演讲，表达共产党人不畏牺牲的生死观和伟大出自平凡的英雄观。这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史上的宝贵财富。

当然，在党史研究中，无论“杰出的人”，还是“平凡的人”，关键是要把他们的个性写出来。金圣叹说：“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这是很有道理的。其实中共党内，每一党员在拥有共性，即党性的同时，都保留自己的个性，有的人个性还很鲜明。比如胡乔木就说过，毛泽东、刘少奇和彭德怀都有个性，“都是自尊心很强的。但刘少奇、彭德怀都不像周恩来那样善于同别人包括毛泽东很好地相处”。对此，我们写党史时要关注到。这样写出的事，才会让人感到合理可信，写出的人才会让人感到合情可亲。

三    党史研究还应突出群体

党史研究既要关注个体的“人”，更要关注群体的“人”。恩格斯说：“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也就是说，个别历史人物的“动机”，并不仅仅体现他个人的思想，而是代表参与运动的群众之“普遍动机”。这表明在党史研究中，突出群体的重要性。

第一，普通民众。党史研究要突出群体，首先就应关注普通民众。这不单是因为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更重要的还在于中国问题的特殊性。毛泽东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的中间阶级。”对于这个“中间大”的普通民众，我们要特别关注，它关系到人心向背的问题。何况革命、建设和改革毕竟是一个曲折、复杂和非常困难的过程，它不是一开始就得到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如果是这样容易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早就成功了。事实上，革命者或改革者在很长时间内只是人民中间的少数。因此，我们研究党的历史，就应当多分析和研究那些“多数人”的态度和作用，尽量少用诸如“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抗”、“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响应和支持”之类抽象化的表述。

在普通民众中，占据最大多数的是农民。对此也要历史主义地看待，不能依照现代无产阶级的样子去塑造它的形象。我们可以同情它的苦难与不幸，歌颂它的勤劳与勇敢，但党史学家不是诗人，除了同情和歌颂以外，还要指出它的历史局限性，指出它在社会生活中的保守性、分散性和落后性。要深刻认识到，中国农民反对地主，但并不反对封建制度。倘若不是这样，那它首先就要搞土改，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那就用不着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了。而党的作用就是让农民认识到，不要把地主当作个人去消灭，而把它当作一个阶级或制度去消灭。党领导的土改，就是要铲除压迫农民的土地制度，让农民翻身作自己的主人。

与农民相比，中国工人更具领导者的气质。但它也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中国工人的相对数量少，而产业工人的数量则更少；另一方面，中国工人也有类似于农民的弱点，它的政治觉悟不高。比如工人认为，机器使他们失业，所以就破坏机器，他们反对的是机械，而不是反对制度。西方列强在中国修一条铁路，他们失了业，也会起来反抗。他们反对铁路，而不是反对帝国主义那个制度。即便在党成立以后，毛泽东仍然发现，工人们关心改善生活条件的问题，他们对政治和阶级斗争的认识较肤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阶级基础。我们的研究就是要说明党如何与它的阶级一道成长，并最终取得成功和胜利的。

对党史研究来说，关注普通民众还有其特别意义：一是可以通过民众视角，检视党的政策和实践。在旧社会，读书人用壁上题诗来发表意见，不会写诗的人就用口头的歌谣来吐露心声。新中国当然不同于旧社会，民众有更多表达愿望和要求的机会，但这仍然不失为一个观察中共党史的重要途径。二是可以通过民众生活，拓展党史研究的内容。这意味着搜集党史素材范围的扩大和研究思路的转变。1963年5月10日，毛泽东批示：“用讲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于是中国史学界开展一场编写“四史”的运动。这场运动的价值有待商榷，但它至少透漏出一种关注民众生活的史学取向。虽然那个时候，还不能摆脱“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窠臼，但现在的环境不同了，相信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路下，我们一定能把更多的人民群众的历史写出来。

第二，政治团体。这是介于民众与国家间的一种特殊群体，它可以涵盖党史研究的全部内容，因为中共本身也是一个政治团体。不过对党史研究来说，这个特殊群体也是有所限制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内部，探讨党及其系统内组织的关系。这里既要研究党的自身建设，又要研究党对其他团体的领导。比如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要求在一切非党组织中，凡党员3人以上，即成立党团。这既可保证党与非党群众的密切联系，又能保证党对系统内外围组织的有力领导。在高校中，党还提出“每一个同志必须加入一个以上不带政治性质的群众组织，如讲演会，学术研究会，体育会，同乡会等等组织，无此种组织的地方，应由我们发起”。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因为它可以体现党的组织力和领导力。

不过在这项研究中，也要照顾到个体的影响力。梁启超说：“历史的大势，可谓为由首出的‘人格者’，以递趋于群众的‘人格者’”，“个人之特性，浸假遂变为当时此地之民众特性——亦得名之曰‘集团性’或‘时代性’”。这虽有些夸大其词，但确有其道理。这就是在历史表述中，史家为何有时把群体当成个人，将一个政党甚至一个国家看成像一个人那样思考和行动，或者将一个或少数几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当成这个群体的思想与行为的原因所在。其核心的问题是，在历史认识中，如何处理个人和团体的关系。对此，毛泽东有精彩论述。在党的七大上，他公开表示：“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在党史研究中，这一点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二是在外部，探讨党与其系统外组织的关系。这也是要深入研究的，因为在历史当中，此一群史迹是不可能脱离与他一群史迹关系而独自存在的，所以“欲明一史迹集团之真相，不能不常运眼光于集团以外”。其实，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这在政治上则表现为：在国共两党“这两级中间，还有一大片”。也就是说，除这两个角色以外，还有第三个角色，这就是中间势力。中国革命能胜利，是因为党把中间势力争取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共产党不可能成功。

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大多关注国共两党的争斗，而忽视中间势力的影响。其实，在中国革命史上，共产党（1921年）的“阶级革命”、青年党（1923年）的“全民革命”与国民党（1924年）的“国民革命”几乎同时并起。三党之间的分歧不在“要不要改造中国社会”，而在于通过改造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在随后的20多年间，三党循环敌对和相互抗衡，共同撑起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主体格局。新中国成立后，中间势力的大部分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以参政党的身份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对此，我们也应关注到。要在党史研究中，讲清楚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挥参政党作用的关系。既不能将党史“放大”，把党外团体的一切活动都挂在共产党的账上；也不能将党史“缩小”，避开或无视党外团体对共产党事业的突出贡献。

第三，特殊人群。在党史研究中，还要重点关注一些特殊人群。它们的存在，有时是聚集的，有时是分散的。有的存在于党内，有的存在于党外。虽然它们的作用有大小，作用的方式有差别，但在党的历史上都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其中，有两个群体尤其值得关注：一个是知识精英，一个是政党精英。

事实上，由于中国经济贫弱，文化落后，所以最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只能是一批 “五四”知识精英。正是这批知识精英为中共创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五四运动时，他们年龄多在22岁左右。经过对当时比较活跃的40人的调查发现，其中1886－1893年出生者7人，1894－1898年出生者22人，1899－1901年出生者11人。自由活泼的年纪恰逢文化多元的时代。这极易滋长从众心理，产生集体行为。而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就出现党的组织，这显然与当地知识精英云集有很大关系。

中共成立后，这一批知识精英如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等，均迅速由知识精英向政党精英转化，并在革命的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其他更年青的知识精英则成为接受中共新理论的第一批群众。于是政党精英与知识精英之间的互动，构成中共意识形态生产与流通的一种循环路径。只是在随后的革命运动中，一批政党精英如张申府、刘清扬、陈公博、施存统、包惠僧、谭平山等脱离党的组织，而另一批政党精英如张太雷、瞿秋白、邓中夏、何孟雄、黄日葵、罗学赞、李子洲、王德三、林育南、刘伯坚、钱壮飞等则为党贡献出生命。虽然一二九运动也孕育出新一代政党精英，如胡乔木、蒋南翔、姚依林、冯文彬、刘导生等，但当时的整体环境，还是限制了新一代政党精英群体的形成。这给后来中共历史的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当然，也不只是社会上层的特殊群体，社会下层中也有一些群体值得研究。对此，党史界虽有过探讨，比如对民主革命时期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等问题，但这种研究多是从与革命斗争直接相关的角度考察，而他们的日常活动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则不注意。至于那些与党史关系不直接的群体，如农村中的长短工、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等，城市中的包身工、人力车夫、无业游民等，他们的活动及其历史作用，更是很少有人去研究。这样就不能很全面地说明党的领导状况，也无法很真实地重现一些党史事件的历史场景。

其实，社会是个有机体，那上层的精英固然重要，那下层的民众亦不可少。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是伟大的，但那些造船的工人，和他同行的水手，烧饭的火夫，以及送他们远航的家人，也一样伟大。同样地，在革命队伍中，统帅、将军和士兵，他们的作用当然要看到，但那些运粮的、治病的、报信的，他们的作用也要看到。一场战役，如淮海战役，单是华东、华中、中原、冀鲁豫四个解放区就出动民工543万人。所以陈毅说它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在党史研究中，我们也应当像陈毅一样，看到像民工一样各类群体的伟大力量。

四    结语

历史是由无数个体和群体共同创造的结果。恩格斯说：“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因此在党史研究中，我们既要关注个体，理解他们的情感、选择与命运，揭示历史的偶然性和差异性；又要关注群体，理解他们的普遍情感、集体选择和共同命运，揭示历史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同时还应关注个人与群体的互动关系。个人的选择往往受到群体环境的影响，而群体的行动也离不开个体的推动。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更好地揭示历史演化的逻辑和内在动力，展现历史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这是本文讨论的中心议题。其实在党史研究中，我们还要认识到秉持人文关怀，关注个人和群体，也是坚持历史主义、反对虚无主义的必然选择。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是历史唯心主义。它根本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和规律性，认为个人在历史“必然”的潮流中，无可选择，也无所作为。这样一来，历史就只能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对此，马克思也有过严厉批评：“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

当然，党史研究也不只是对人的缅怀或纪念，它的意义还在于获取未来的启示。我们回顾历史，绝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而是要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以增强前进的动力和勇气。正如习近平指出：“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这既是对历史应有的态度，也是对未来应负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