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4月20日,“反共专家”戴季陶抵达西安,企图宣扬国民政府的主张和开发西北的策略,压制西北地区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然而,他的到来,使得西安各界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日驱戴”运动,遭到驱逐的戴季陶在一片喊打声中狼狈离陕。

赴陕背景

　　1932年1月,日本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一度由南京迁到洛阳办公。为谋求发展和寻求退路,“开发西北”的呼声再次高涨。3月5日,国民政府决议“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成立西京筹备委员会。此后,国民党众多党政要员纷纷西来,作为“开发西北”策略的积极倡言者,时任国民党中常委的戴季陶,也决定到西北走一趟。

　　戴季陶,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过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的研究者和宣传者之一,参与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组织的创建,但后来却充当了反共急先锋。他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歪曲篡改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为蒋介石等人篡夺革命领导权提供理论依据,充当蒋介石的反革命“谋士”,因此,素为爱国情绪高昂的陕西进步学生所不满。

驱戴斗争

　　4月20日,戴季陶抵达西安。4月23日,省教育厅发出通知:“定于下周一(二十五日)上午八时在民乐园举行欢迎戴院长大会,届时并请戴氏莅场讲演”。接闻此讯,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李艮随即召开各校活动分子会议,决定利用戴季陶此次演讲,发动学生相机揭露国民政府出卖东三省和上海的反动实质,驱逐戴季陶离陕,把西安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高潮。

　　25日上午,会议如期在民乐园礼堂召开。会上,戴季陶只字不提大家关心的抗日问题,却反复宣传其反动理论,诬蔑马克思主义,使到会学生非常不满。于是大家纷纷递条子提问,有的还站起来进行质问,诸如“国民党政府为什么要出卖东三省?”“请宣布政府对日方针!”“请缕述政府出卖东三省之经过!”“南京政府已经成立了六、七年不见开发西北,为什么直到日本逼近京畿才想起开发西北?”“为什么不打日本帝国主义反而要进攻苏联?”等等,要求戴季陶答复。戴季陶不仅不作正面回答,反而以训斥的口气污蔑“陕西学风不正”,告诫学生要信赖政府,不要过问政治,安心读书等等。这更加激起了学生们的不满,愤怒的学生鼓倒掌、奏军乐、向台上掷砖瓦石块,高呼“打倒卖国政府”“打倒卖国贼戴季陶”“驱逐戴走狗出境”等口号,阻止戴的讲演,一时秩序大乱,戴季陶恐慌之中跑到后台躲了起来。学生们以为他要逃跑,便一拥而出,把礼堂团团围住,边呼口号,边用砖石瓦块、木棍向后门打去。在场军警企图驱散学生,学生就与他们进行搏斗,并掀翻烧毁了戴季陶的汽车,然后整队返校。戴也趁机在军警的保护下从后门逃跑。

　　当天下午,各校抗日分会常委联席会决定:次日上午在北大街公共体育场召开反对卖国政府、驱逐卖国委员戴季陶游行示威大会。但由于反动学生的告密,反动当局连夜查封了学生抗日总会、搜走了宣传品、逮捕了两名工作人员。26日早晨,反动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包围各中等学校,阻止学生外出。

　　在这种形势下,学生抗日总会秘密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校学生想方设法参加游行。各校抗日分会接通知后,立即集合队伍,整队出发。游行队伍在党团员带领下,冲破军警围阻,整队游行,沿街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途中,遭到军警的武力镇压,10余人受伤,100多人被捕,酿成了西安“四二六”惨案。

狼狈离陕

　　惨案发生后,教育厅于26日上午10时召集各校校长举行谈话会,决定重要议案四条:各校校长迅速回校,维持学校秩序;各校重要教职员,须一律住校;各校校长须劝慰学生,安心上课,勿再滋事;严禁各校门禁,以防其他分子混入捣乱。同时,还派军警包围了各学校,严禁学生外出。

　　在这种情势下,中共陕西省委和共青团西安市委紧急召开会议,联合发表《为反对国民党屠杀革命学生宣言》《为反对国民党屠杀革命青年、封闭学生反日会告学生书》,要求当局抚恤和释放受伤与被捕的学生,驱逐戴季陶即日离陕;号召陕西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农民抗租、抗税、抗款、抗债。4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为“四二六”惨案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要求各级党组织号召当地学生开展总罢课和各种斗争,召开群众反对国民党屠杀革命青年大会,通电和慰问被难同学,作西安学生后援。共青团西安市委积极开展工作,要求各级团组织按照省委要求,积极开展支援西安学生的斗争;组织西安各学校召开代表会,发动学生进行罢课斗争;动员各校罢课学生到各县和农村,组织罢课示威,鼓动农民组织起来斗争;印发宣传品,扩大宣传,派人到外地请求支援等。在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下,西安当局不得不为受伤学生疗伤,并释放了被捕学生。戴季陶也在一片唾骂声中,于5月12日狼狈离开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