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稳妥、顺利地接管西安，中共中央西北局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工作，包括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成立专门的接管准备机构、调配和训练接管干部、开展有效的宣传动员、严肃接管城市的纪律要求等。西北局未雨绸缪的准备工作，不仅保证了西安在较短时间内顺利实现政权更迭，而且迅速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道路，为整个西北地区的解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经验借鉴。

关键词中共中央西北局；接管西安；习仲勋；贾拓夫

解放战争后期，在西北野战军战略进攻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接管国民党统治区，特别是接管西安的筹备工作摆上了中共中央西北局（以下简称“西北局”）的议事日程。西安是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且是西北地区有望最早解放的省会大城市，西安的接管工作无疑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同时，由于胡宗南对形势的误判，不战而弃西安，促使西安解放的进程大大缩短。事后来看，若没有较为充分的接管准备工作，要在这样的形势下有条不紊地顺利接管西安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有必要对西北局接管西安的准备工作进行深入研究。

一、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

为了使接管工作处于主动地位，就必须对接管对象作大量的调查研究，以便充分地了解接管对象。其中，依靠地下党提供情报是熟悉接管对象的重要途径。

早在1948年9月13日，中共关中地委召开会议决定转变工作任务和方针，“动员全党进行城市工作，配合解放大西北，城市与农村并重”。要求“首先了解城市情况，现有29个县，先有重点：西安、咸阳、三原、渭南、耀县”[1]10。12月下旬，西北局批准成立中共西安市工作委员会（韩夏存任书记），统一指挥西安地区党组织的活动，迎接西安解放，其中搜集和提供重要情报是其主要工作之一。市工委、西安情报处和在西安的其他情报机关，利用“德源银号”“奇园茶社”“西安通讯工作组”“西安调查站”等站、点，收集敌之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情报。到1949年2月，贾拓夫在拟定《准备接收西安初步计划》时，对西安地区的情况已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计划拟根据这些情报编印四种材料：西安经济情况（包括财政、金融、工商、交通、后勤等方面情况），西安政治情况（包括伪党、伪政权、伪三青团、特务机关及社会团体等情况），西安文教情况（包括学校、社教、报纸、剧院、商店、广播台等），西安市区地图[2]43。此后，情况的搜集与编印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到4月底，党政方面情况已编好，文教方面情况正在编印中，财经方面又编印了两本《西安财经情况汇辑》和一本《陇海路沿线财经情况汇辑》[3]91。同时，从4月起，西北局机关报《群众日报》开始刊登有关西安相关情况的介绍，包括城市沿革、城市大小、城门及街道、人口、饮水设置、工商业、集市及市场、市民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和预算、人民团体、文化、教育、交通及重要交通机关等。中共关中地委城工部编印的《陕情汇报》也对西安的市场、工厂、学校等情形以及各阶层的生活等状况做了介绍。

正是基于地下党对西安情况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西北局才能够组织相应的接管机构，并配备相应的干部，为后来军管会按组织系统有秩序地接管西安打下了基础。贾拓夫代表西安市军管会总结西安接管工作取得成绩的原因时，特别提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认为“这是由于我们执行了中央和西北局的正确方针，吸取了各大城市的接管经验，对于西安应接管对象预先有比较充分的调查，并在延安就划分了各部门应接收的单位对象，避免和减少了许多弯路和接管时内部之争执和紊乱”[4]208。

二、成立专门的接管准备机构

接管城市前的准备工作，是接管工作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西北局鉴于全国已解放大城市的接管经验和教训，以及自身在接管西北较大城市时存在的缺点，高度重视接管西安的准备工作，成立专门的接管准备机构，为顺利接管西安奠定了组织基础。

接管西安前，中共已积累了较丰富的接管城市经验，较典型的代表是“石家庄经验”和“沈阳经验”。特别是“沈阳经验”，接管人员创造性地总结出“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管方法，中共中央将其作为成功经验转发各中央局和各前委，为接管其他城市提供借鉴。尽管如此，时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的陈云在《接收沈阳的经验》的报告中对接管沈阳准备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沈阳接收工作，准备时间非常仓促。东北局于十月二十七日决定军管会人选，抽四千新老干部，由陈云率领接收几个大城市。二十八日开动员大会，说明政策，规定纪律，从哈尔滨动身。只在路上开了几次会，十一月二日战斗结束，即进沈阳城。”[5]374有了仓促接收沈阳的经验教训，陈云对于接管大城市必须做好干部准备工作有了深刻的认识，认为接收一个大城市，“除方法对头外，需要有充分准备和各方面能称职的干部”。建议中央和各战略区野战军，准备“专门接收大城市的班子，待工作告一段落，即可移交给固定的市委等机关。这样的接收班子，可以积累经验，其中骨干可以暂成专职，依次接管各大城市”[5]379。陈云的建议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1948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批示“：你提议各区要有专门办理接收大城市的班子，甚对，已告华北、华东、中原及西北在接收和准备接收大城市中即作此准备。”[6]701同时，西北野战军在接管个别中小城市的具体实践中，也存在缺点。如在宝鸡查封所有钱行，没收邮包中的洋瓷碗，在凤翔乱动教堂的罐头、咖啡等，时任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认为“这些在经验缺少和准备不足的当时也是难免的”[7]110。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以及为避免在接管工作中再犯类似的错误，时任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认为要事先组织好接管机构，提出：“必须有统一的接管机构，由部队上级指挥机关指派专人协同城防部队首长和当地党政负责干部组织之，统一管理接管城市的一切工作；其下配备各项必要工作的干部和组织，分别办理各项事情；这个组织应事先组织好，随同攻城部队进城，从准备攻城到入城都要有周密的准备和布置。”[7]111

习仲勋的这一设想首先在接管西安问题上得到实践。西安是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且是西北地区有望最早解放的省会大城市，西安的接管工作无疑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2月28日，西北局常委会决定，成立接收西安准备委员会（简称“西准会”），进行调训干部、收集情况、研究政策、草拟条例办法及其他技术等工作，由贾拓夫、周兴、张经武、陈希云、赵伯平、王子宜、常黎夫、白如冰、惠中权、高士一、蒋崇璟、江隆基、喻杰、黄亚光、杨晓初、杨仁等16人组成，贾拓夫为主任[8]50。3月8日，西准会发布准字第一号通知，决定成立政务处、财务处、农林处、工商处、金融处、企业处、交通处、文教处、后勤处、公安处、秘书处、卫戍司令部、市委市府及群众团体，分别由王子宜、刘墉如、惠中权、喻杰、黄亚光、蒋崇璟、高士一、江隆基、陈希云、周兴、杨晓初、张经武、赵伯平分别负总责[9]51-52。组织机构及负责人员的确定，为接收西安的准备工作打下了组织基础。5月16日，西安解放在望，中共中央军委电示西北局应迅速准备接收西安，并确定了西安市军管会主要领导人。5月24日，以贺龙为主任，贾拓夫、甘泗淇为副主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西准会提前准备的相应组织机构随即过渡到西安市军管会，迅速展开正式接管西安的各项工作。

三、调配和培训接管干部

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西北局高度重视接管干部的调配和培训问题，认为“这是对政策贯彻与否的有决定性的问题”[7]118。

1949年初，西北局开始为接管西安调配相应的干部。1月26日，民政厅拟定了《关于接收西安干部配备的意见》，对西安市政府、接收伪省政府及中央系统行政机关、司法和邮政干部配备及解决办法作了初步的估计和安排[10]69-70。2月8日，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常驻议员、政府委员暨晋绥代表联席会议上再次强调：“今后更应有计划的抽调干部，集中训练，准备派到新区去。我们还要办好和发展现有的各种干部学校和中等以上学校，并注意吸收新区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加以训练，使他们成为建设新区和城市的干部。这一工作应摆到重要的位置上。”[11]392月9日，贾拓夫在《准备接收西安初步计划》中认为“共需接收干部1900余人，

加上市政干部372人，共计为2272余人，再加军管会各处本身工作干部，每处以10人计，共计100人，则共需2372余人，再加上若干机动的干部，大约全部需2500人上下”[2]48。同时，对这些接管干部的抽调来源作了详细计划。3月1日，西准会成立后，即以《准备接收西安初步计划》提出的干部计划为基础，着手进行准备工作。3月8日，西准会发出准字第一号通知，要求“各部门负责同志立即在所属系统机关干部中抽出一半左右干部，作为该部门接收西安干部中之骨干，这些干部应尽可能完全摆脱现任工作，专门负责进行接收西安的准备工作，其中如一部分确因现任工作离不开，亦须至少抽出一半时间来进行接收西安的准备工作”[9]85。然而，由于各部门被抽调人员仍纠缠于本身日常工作，致使许多准备工作不能按预定计划完成。4月7日，西准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再次重申上述干部配备原则，并强调指出：“各部门首长应切实执行这一条，这样便形成一个核心，没有这个核心的活动，准备工作是开展不起来的。”关于一般干部的来源，“一是从河东调来，一是从下面调上（来）”，“再由各学校学生参加”；同时，由于干部缺乏，也可考虑“到西安等地后，开办训练班或学校，招收学生及旧人员予以训练录用”[12]88。截至4月28日，除“铁路与电讯两部门，尚未想出办法”外，其余军事、公安、企业、政务机构、农林、财经等部门的干部调配工作大体基本解决[3]93。

干部调配工作基本完成后，须对接管干部进行培训，使之熟悉党的城市政策和相关的业务知识，以便顺利接管城市、恢复发展生产。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党的工作重点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为了这一点，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及其他工作。”[13]1427-1428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西北局迅速传达这次会议精神，并于4月11日以宣传部名义发出《关于在职干部学习城市政策文件的通知》。《通知》要求，全体干部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习并会做城市工作，在6月底以前，应以毛泽东的报告为中心，联系接管城市和发展工业等问题，认真学习有关政策文件，由各系统学委会和分会负责，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干部学习研究，并以学习促进接管城市的各项实际准备工作[14]260-261。同时，西北局编印和分发了一系列有关城市政策的资料，如《关于城市工作汇辑》《中共中央西北局城市政策与工作》《仲勋同志关于城市工作报告》《石家庄入城工作情况》《各解放区条例汇编》《西北局编印中央有关城市政策经验汇辑》《西准会编城市政策经验汇辑》《城市常识》《入城注意事项、守则、纪律》等，西北局机关报《群众日报》还专门开辟了城市问题专栏，以加深干部对城市政策的认识。

然而，由于各部门拟定的调配干部多纠缠于本身日常工作，以及西准会秘书处机构不健全、人手太少，干部迟迟未能集中起来，这使得干部的集中训练工作落后于形势的发展。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后，时局发展非常迅速，负责接收西安准备工作的贾拓夫心急如焚，认为“如果时局有突变，大有赶不及的形势”。4月28日，贾拓夫再次提出：“请西北局再作决定，各主管部门至少抽出一半以上干部，脱离本身日常工作来作准备接收西安工作。”“为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并便于进行训练，应将延安、临汾两地准备西安干部极大部分配备一部分骨干和主要负责同志，于五月中，进到白水、宜君一带及大荔分区两地，并在那里实施训练。如有紧急情况发生，亦可随野战军入城，不误工作。”[3]965月5日，第一野战军完成对西安的半包围，接管工作更加紧迫。5月9日，西准会发出《关于集中训练接管干部的决定》，要求“所有准备接管西安的干部，一律于本月十五日以前离延移住同、耀一带，一方面靠近野战军，以便准时随同部队入城，进行接管工作；一方面争取半月时间（如无突然变化，半月时间是可能的）进行训练，使全体接管干部在过去学习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深入的、带专门性的学习”[15]98。同时，对干部集中训练的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和组织领导作了详细的计划。可是，形势的发展出人预料。就在干部集中之际，5月16日，中央军委致电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负责在前线指挥春季攻势的张宗逊、赵寿山、甘泗淇、阎揆要，“胡匪主力正向南逃，西安有不日解放可能”，指示“西北局本身及其所准备的接管西安的三千余干部均应立即出发向一野靠近，以便不失时机进入西安”[16]30-31。在这样的形势下，接管干部基本上是一集中便随即出发，集中训练计划未能实现。

总的来说，接管干部的配备计划已基本完成，但接管干部的训练工作是不充分、不全面的。大多数接管干部仅从编印的城市政策和报纸上刊布的相关内容，有粗浅的了解和概念认识，缺乏深入的理解；少数接管干部在小范围内接受过训练，但因各单位实际情况不一，训练程度和成效也呈现出不平衡的特点；全面的有计划的集中训练计划虽然拟定，但由于时局的迅速发展而未能实现。

四、开展有效的宣传动员

西安解放之际，局势十分复杂。一方面，大部分群众对共产党的政策并不十分了解，甚至存在相当多的疑虑；另一方面，国民政府长期对广大民众实行白色恐怖，潜逃时还可能留下一些潜伏分子进行破坏并对群众进行煽动。因此，能否在时局转换之际，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直接影响接管工作是否顺利进行。

习仲勋对此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对接管城市的宣传动员的方式和策略作了指示。他认为：“入城前还要广泛张贴、散发和连续广播我方的约法八章（野战军布告），并由军管会出布告宣告就职开始工作，宣布必要的措施，使城市各界人民及敌方人员明了我方政策，安守秩序和遵从命令，保护设备，准备移交。但入城后，我们的布告和宣传，必须谨慎，不可在条件未成熟前即宣布各种处理办法，也不可空喊各种在当时当地无实际意义的口号，尤不可轻发一时不可能实现的诺言，致陷自己于被动地位。”[7]117-118根据这一指示精神，4月5日，西北局宣传部制定了《西安城宣传活动计划》；5月17日，拟定了解放西安期间50条标语口号；5月20日，提出了《进入西安宣传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17]7。同日，西准会也在《关于接管西安工作中应注意事项的通知》中，要求提前做好入城的各项宣传动员准备工作，如“城市人有看报的习惯，可先准备几期稿件，一进城就能出版，有选择地登旧的文件，俾新获解放之人民，对我党政策及革命战争进行情形，得有充分的系统的了解机会。”“入城时应制定宣传口号，绘画巨幅毛主席、朱总司令肖像，悬在重要街衢，使群众瞻仰熟悉；写标语要有计划，选择适当地点，用真字楷书，不写简笔字、花字、破体字。”[18]37-38这些为解放和接管西安的宣传动员工作明确了方向和内容。

此外，西安地下组织也对国民党和群众做了大量的宣传动员工作。中共西安市工委通过各个支部秘密传播新华社的消息，秘密听取陕北电台广播，向各阶层人民宣传反动政权面临全部崩溃、全中国必将解放的形势。发动党员写信给国民党政府的一些官员和知名人士，劝他们不要随国民党逃走；向国民党军警、特务人员发出警告信，劝他们停止作恶、立功赎罪。用各种方法广泛宣传党的城市政策，反驳敌人的歪曲宣传，消除各阶层人民的顾虑[19]89。与此同时，深入工厂、企业、学校等单位宣传党的政策，开展护厂、护校、护局等工作，起到了安定人心和防止破坏的作用。

西安解放之际，这些有效的宣传动员工作，一定程度上瓦解了敌人的心理防线，让群众对中国共产党解放西安有了心理上的准备，避免群众被特务误导和裹挟，这为顺利接管西安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故而“，解放军于20日进入西安城时，受到工人、学生及市民的热烈欢迎”[20]。同时，入城前的宣传动员准备工作，也为入城后迅速开展宣传动员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严肃接管城市的纪律要求

入城部队和接管城市人员的纪律好坏，直接影响接管城市工作秩序的好坏以及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因此，事先对所有进城部队和接管城市人员普遍地、深入地、反复地进行党的城市政策和入城纪律教育，是保证中共城市政策和纪律贯彻执行的关键。

1949年1月17日，习仲勋在一野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各级党的组织经常有系统地检查自己和所有党员干部的工作，加强纪律性，就是保持党在城市的领导的严肃性的保证。”[7]119贾拓夫在拟定准备接收西安的计划时，也认为对卫戍部队“进行各种有关纪律、政策及常识等方面的训练和准备，保证入城后不发生违反纪律和政策的现象。这是保证正确接收城市的最重要条件”[2]48-49。4月16日，中共西安市工委书记韩夏存在《关于接收西安的几点零碎意见》中也专门提出：“进城工作人员一律服装整齐……入城人员严禁进馆子、游街道、坐洋车、嫖妓女等行为。”[21]1525月10日，习仲勋出席西北局在延安举行的进军西安干部动员大会，特别告诫向西安进军的全体干部，必须加强纪律性。认为“保持严格的纪律，密切联系群众，才能胜利地完成接管和建设西安市的任务”，要求接管干部“一切均须按照政策办事，不许违犯政策，所有重要工作或重要事项，都要事前请示、事后报告，发现新问题时，先请示上级，再去处理，不许自作主张，先斩后奏。到西安去的各个部门、单位及全体干部，必须完全服从军管会的领导”[22]。5月12日，西准会又专门编印了《西安接管入城纪律及注意事项》，包括遵守“约法八章”、遵守革命秩序、发扬艰苦朴素作风、爱惜和保护公共财产、保密防奸、严格落实请示报告制度、注意军风军纪、尊重当地习俗等八项内容，要求“凡我一切入城人员必须认真学习城市政策及入城纪律”[23]30。5月20日，为进一步强调入城纪律的重要性，西准会专门根据中央城市政策及各地接收经验，拟定了52条入城工作作风及注意事项，再次重申“对入城部队、进城工作干部与地方武装，应充分进行对城市爱护与坚持城市政策纪律之教育，绝不许可发生破坏政策与纪律之行为”[18]36。西北局对接管工作细致的纪律规定和严肃的纪律要求可见一斑。

西北局重视并加强对进城部队和接管人员的纪律教育，使接管人员的思想水平和组织纪律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大大减少了接管过程中违反政策的现象。同时，接管干部自觉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初进城干部，多数睡在地上、院里，没有灶，吃不好饭，出去工作，因为街上买的吃贵，情愿饿到晚上回去吃饭”。总之，“这次入城人员的纪律，一般地讲是好的。群众对我们的军纪严明是赞扬的”[4]212-213。

综上所述，西北局接管西安的准备工作虽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但还是比较充分和有效的，保证了西安的顺利接管。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到6月底接管西安的各项工作基本完成，仅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顺利实现了政权更迭，并迅速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道路，为整个西北地区的解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贾拓夫在8月10日写给西北局和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的《西安市军管会两个月工作综合报告》中肯定了接管西安的准备工作，认为：“这次接管的经验证明事前的准备很有必要，由于我们在延安时曾对接管对象分工及方法等，进行了调查研究和具体准备，就使我们能在接管中争取到相当主动，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严重混乱和错误。”[24]251这为西北局接管西北其他城市提供了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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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公开发表于《兰台世界》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