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冬，朱德在一场有田汉、裴曼娜等文化界人士参加的晚会上说：“中国的作家太少，特别是女作家更少，冰莹若能回来多好！”朱德口中的“冰莹”，就是现代著名女兵作家、抗日女将谢冰莹。

叛逆的“岗猛子”

谢冰莹，原名鸣岗，字凤宝，其意在于“凤鸣于高岗之上”。1906年10月22日，谢冰莹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古梅山腹地谢铎山（今冷水江市铎山镇龙潭村）一书香门第。谢冰莹自小就和其他女孩子不一样，喜欢混在男孩子里面玩，崇拜《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极具叛逆性格，雅称“岗猛子”。

顽皮的谢冰莹却酷爱读书。5岁时，她便在父亲的教育下开始识字、读诗。8岁时，她开始读《唐诗三百首》《随园女弟子诗》《史记》等。11岁时，她进入村里的私塾读书，成为当地唯一的女生，一年读完《女子国文》8本、《四字女经》1本，又偷学了半本《幼学琼林》和《论语》。在母亲看来，这对一个女孩子来说已经足够了。可谢冰莹并不满足，她要求父母让其进入新化县城的大同女校读书。强势且保守的母亲坚决不同意。经过一番抗争，谢冰莹如愿以偿进入大同女校。

因大哥在益阳中学当校长的缘故，1918年母亲破例同意谢冰莹转入离家400多里的益阳信义女子中学读书。这是一所挪威人办的教会学校。谢冰莹不愿读学校规定必读的《新约》《旧约》，也不愿唱教会的“赞美诗”，常常借故逃避，甚至常躲避到厕所里。在“五七”国耻日，她组织同学在校内游行，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誓雪国耻”等口号，被学校“遣送”回家。回到家里，母亲劝她不要再读书了，在家里学针线，将来好嫁人。她回答很坚决，一定要读书，不嫁人。她把耳环扯了下来，丢到水塘里，气得母亲眼泪汪汪。父亲劝母亲：冰莹是匹“不羁之马”“一个男化了的女性”，让她再进学校闯江湖去吧！

穿军装的谢冰莹

1920年，谢冰莹在父亲陪同下，考取了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校思想自由，学风浓厚，对谢冰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新的环境里，她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莫泊桑、左拉、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小仲马等人的作品，这为她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她的思想开始成熟，已有了自己明确的世界观。1922年，她用笔名“闲事”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处女作《刹那的印象》，第一次向世人展示她的世界观。作品对人压迫人的不合理现象发出了愤怒的控诉和抨击，表明她对当时的腐朽社会已经有了理性上的认识，开始树立“替社会一般的广大的民众说话”的文学创作观。

谢冰莹对封建礼教的反叛是彻底的，这集中反映在她的4次逃婚上。谢冰莹很小的时候，家里就给她订下了娃娃亲。1927年夏，谢冰莹回到新化家中后，母亲强迫她出嫁。她连续逃了3次，又3次被抓回。为了逼迫谢冰莹就范，母亲把刀拿出来说：“告诉你，你不嫁给那人，你就杀了我。你要不杀我的话，你就自杀。”无奈之下，谢冰莹只得假意同意结婚。到了婆家，她同丈夫谈判，只作名义上的夫妻。不久，她假借去大同女校任教，从婆家逃出，并在长沙找到名义上的丈夫，说服他登报解除婚姻。谢冰莹在《女兵自传》中说：“我宁可社会骂我是叛徒，是逆女，却绝不愿屈服在旧礼教之下。”“我宁可为反对旧礼教，推翻封建制度而牺牲生命，决不屈服在旧社会的淫威之下。”

“湖南新到女儿兵”

1926年，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招收女兵。谢冰莹的二哥从报上看到招生消息后，急忙告诉妹妹，要她赶快报名。经过复试，谢冰莹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设在两湖书院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第6期武汉分校女生部，成为我国现代史上第一批213名女兵中的一员。后来，谢冰莹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是多么感激二哥啊，我得到了生的启示，发现了光明。”

军校有铁一般的纪律，每天需要穿着军装、打着绑腿、背着枪、束着子弹袋，这和以前的舒适生活形成鲜明对比。但是，谢冰莹更热爱这样的生活。她说：“我们的生活是再痛快没有了，虽然在大雪纷纷的冬天，或者烈日炎炎的夏季，我们都要每天上操，过着完全和士兵入伍一般的生活，但谁也不觉苦。”

1927年5月，北伐军经过武汉时，女兵队奉命挑选出谢冰莹等20人组成宣传队，随军北伐，被编入“中央独立师”，配合卫戍武昌的叶挺部队和西征军南征西讨，迎击夏斗寅、杨森叛军。

谢冰莹热血沸腾，觉得自己为革命效力的时候到了，拿起笔在月光下写了一封《给女同学的信》，倾诉自己此刻的心声。信中说：“革命不是口头上喊几声所能做到的，更不是纸上写几个‘牺牲’‘牺牲’‘流血’‘流血’就算成功的……我们不要做个唱革命的高调者，应当做个革命的实行者……革命是要大多数人参加才能达到成功目的的……要唤醒一切被压迫的妇女……一同站在革命战线上奋斗。”

谢冰莹在前线戎马间隙进行写作

行军途中，谢冰莹随部队平均每天要走八九十里路，晚上就睡在门板上，或者稻草堆中。但谢冰莹却丝毫不感到劳累，而是非常的激动，甚至“忘记了自己是女人”，“只希望跑到战场上去流血”。激情四溢的革命热情，使她的创作激情像脱缰的野马奔放出来。她利用行军与作战的空隙，往地上一坐，两膝并拢当桌子，把自己在征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急就成章。为防丢失，她把写成的日记和“随意记”沿途寄给她尊敬的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主编孙伏园，请他代为保存。

这些在谢冰莹眼中“不成文学”的日记和“随意记”，孙伏园爱不释手，认为这是“朴实无华，未经雕琢的作品”。孙伏园决定“来者不拒，不予增删”，将其全部发表在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上。接着，林语堂又将其译为英文，在该刊的英文版上发表。1928年，林语堂又将这些日记编成单行本出版，并作序。在序中，林语堂是如此评价的：“我们读这些文章时，只看见一位年轻女子，身穿军装，足着草鞋，在晨光熹微的沙场上，拿一支自来水笔，靠着膝上振笔直书，不暇改窜，戎马倥偬，束装待发的情景；或是听见在洞庭湖上，笑声与河流相和应，在远地军歌及近旁鼾睡声中，一位蓬头垢面的女兵，手不停笔，锋发韵流地写叙她的感触。这种少不更事，器宇轩昂，抱着一手改造宇宙决心的女子所写的，自然也值得一读。”这可以说是最早对谢冰莹创作的评价。

谢冰莹的成名作《从军日记》

由于谢冰莹奇特的经历和极富“女兵”个性的创作，《从军日记》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著名的生物学家、厦门大学教授汪德耀看了《从军日记》后非常兴奋，马上将其译成法文。1930年初，汪德耀将译文寄给诺贝尔奖得主、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罗曼•罗兰马上将《从军日记》在法国出版。1930年8月初，著名的《小巴黎人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参加中国革命军的一个女孩子》的评论文章。随后，其他多家报纸也对此书作了报道。汪德耀说：“当时的法国人对中国了解很少，对中国妇女就了解得更少了，他们认为中国妇女都是些裹着小脚的逆来顺受者，自此始知，中国还有不裹脚的新女性，勇敢的女战士！”罗曼•罗兰还亲自写信给谢冰莹鼓励她在革命的道路上勇敢地前进，他写道：“年轻而勇敢的中国朋友。你是一个努力奋斗的新女性，你现在虽然像一只折了翅膀的小鸟，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冲出云围，翱翔于太空之上的。朋友，记着，不要悲哀，不要消极，不要失望，人类终究是光明的，我们终会得到自由的……”

“再度戎装驱日寇”

1931年9月，谢冰莹用创作所得稿费到日本神户留学，在轮船上获悉日军发动进攻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她义愤填膺，到达神户后立即转往东京，参加由1000多名中国留学生共同举行的“追悼东北死难同胞追悼会”，并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盟。谢冰莹参加的悼亡抗议活动受到日本警察野蛮制止，双方发生冲突。年底，因与同学组织抗日救国会，谢冰莹被遣送回国。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闸北、吴淞，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与新组建的第五军奋起抗击。从日本回到上海的谢冰莹带着满腔怒火，和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丁玲等左翼作家，在上海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呼吁世界人民反对日本对中国的野蛮侵略。谢冰莹白天参加宝隆医院救护队到前线救护伤员，晚上写稿、主编周刊《妇女之光》。同时，她兼任《大公报》《救亡日报》记者，采写战地报道，激励全国军民坚决抗日。她还和武汉军校女生队指导员钟复光到前线去慰问，动员300多名妇女投入抗日救亡工作。

1935年5月，带着读书和写作的渴望，谢冰莹再赴日本，改名谢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攻读西洋文学。她努力学习日语，打算将来把托尔斯泰、狄更斯、罗曼•罗兰、巴尔扎克等的作品译介到中国来。求学期间，她还认识了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的许多作家和学者。然而，事不遂人愿。1936年4月12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到日本来朝拜，谢冰莹坚决拒绝去欢迎，明确表明不承认“满洲国”，不承认伪满皇帝，遭到日本警察逮捕，在监狱里关了3个多星期，还被施以酷刑。消息传到中国，柳亚子请于右任、邵力子一起签名，致电中国驻日大使许士英、留日学生监督周宪文，请他们营救。被保释出狱后，谢冰莹在日本朋友的帮助下潜逃回国。这段经历，她后来写进了《在日本狱中》一书，留下了永久的控诉。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国人民掀起抗日救亡运动浪潮。此时，因母故父病，谢冰莹悲伤过度以致重染沉疴，身体虚弱，但她坚决“要去前线”“去参加抗日救亡斗争”。丈夫黄维特劝她：“你的身体还很衰弱，暂时还不适宜去前线参加抗战，还是跟我到南昌去吧，等你的身体康复了，再去考虑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好吗？你这个样子上前线去，肯定是不行的，我也不放心。”可是，一心抗日救亡的谢冰莹哪里还听得进他的劝，毅然到了长沙。她仅用4天时间就组织了“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举着“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杀到东京去”的旗帜，高喊“打倒日本帝中主义”，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奔赴淞沪抗日前线，又当了“女兵”！她在戎装照片上题写“不灭倭寇，誓不生还”8个字以明志。当时，人们无不称颂谢冰莹和团员们的壮举，誉她为新时代的“花木兰”。谢冰莹却说：“这是一个国民应尽的义务，又有什么令人钦佩的呢？不过假使我们战死了，希望你们能够继续来。”她还鼓励前来送行的严怪愚等友人“赶快到前线上去”。

在战场上，她始终抱着“救一伤兵，就是杀一敌人”的信念。“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分为4个组到五十九师、九十师野战医院帮助工作，她们在战争的腥风血雨中夜以继日地轮班为伤员擦洗伤口、包扎换药、端水喂饭、代写家信、募捐书报、安抚情绪等，并随军转战到了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地。她们不分昼夜地工作，睡潮湿的地铺，喝泥沟里的污水，吃硬饭冷菜。她们的生活是苦的，但谁也不说苦。谢冰莹后来回忆说：“这是一生最快乐的经历之一。真的，不知用什么文字来形容我的快乐。这是我最值得回忆，最有价值的，既艰苦又悲壮的人生。”

1938年4月，谢冰莹赴台儿庄前线。在此期间，她采访了李宗仁、白崇禧、李品仙等诸多国民党将领和许多前线战士，撰写了关于台儿庄大捷的战地通讯、报告文学，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8月，谢冰莹为湘雅医院杨济时大夫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充当向导，先后在广济和黄梅工作。1939年春，谢冰莹参加“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的工作，开办前线救护人员训练班，设立“伤兵招待所”，为受伤战士服务。因在抗战宣传和战地服务方面的杰出贡献，1939年谢冰莹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授予少将军衔。

“文儒武侠一身当”

柳亚子曾称赞谢冰莹：“绝技擅红妆，短笔长枪，文儒武侠一身当。”在抗日战争的烽烟里，谢冰莹除上前线参加救护工作外，还继续发挥自己的专长，将屡次前线抗日活动中的所见所闻、在战地写作中自己的思考和成稿波折写成日记。不管环境多么恶劣，人多累多饿，身体多么不好，她从没停止写作。在参加淞沪抗战的3个月里，她每天至少写一篇，总共写了100多篇，数十万字，真实地记录了前线将士为国不惜流血牺牲的精神和故事，鼓舞了广大军民抗日救国的意志和决心。

上海沦陷后，谢冰莹随军退到武汉。她应邀到中华大学等机关、学校作了多场“前线归来”的战地报告，出版了记录其参加淞沪抗战的《新从军日记》。谢冰莹后来曾回忆了当年整理这部书稿时的情形：“当我花了两个多月的工夫，整理这部稿子，我是非常痛苦的。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下去的时候，眼前仿佛躺着那些受伤的将士，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耳朵里，仿佛听到他们呻吟；我曾多次放下笔来流泪，我的情绪在变化，有时伤心，有时高兴，有时痛恨日本鬼子……至于高兴，是我有幸参与了这次伟大而神圣的抗战，虽然我献出的力量，是那么微弱得可怜；但比起在后方挨敌机轰炸的同胞来，我究竟幸运多了。这些在前方的菜油灯下，或者是野战医院、防空洞里写成的报道文字，没有时间去推敲词句，文字的拙劣、直率，可想而知；但是朋友，这些是抗战将士和前后方所有受难同胞的血肉所换来的材料，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特别珍惜的。”中共长江局机关报《新华日报》评价说：“冰莹女士的《从军日记》记北伐参战经过，曾得到广大读者的赞誉。‘八一三’以来，冰莹女士又参加到抗日前线，将其战场生活，写成《新从军日记》一册，都十万余言，并附战地图片多幅。在本书中可以见到中国新女性活跃的姿态，可以见到前方将士在枪林弹雨中与敌人肉搏的情形。”

在记录历史的层面，她随前线部队采访，对国军将士、军民英勇抗敌作了有声有色的报道，展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如在《踏进了伟大的战场——台儿庄》中她写道：“台儿庄的每一寸土，都滴下了我们英勇将士的血，每一寸土，都是他们用性命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夺回来的。”她还在作品中展现了将士们口述的战地景况、日军的暴行、爱国志士同心抗敌的高风亮节，先后出版了《在火线上》《第五战区巡礼》《战士的手》《抗战文选集》等多部作品。这些鼓荡着时代风雨、历史脉搏，充满爱国爱家和民族气节的文字，是人们认识中国抗战的真实记录，也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历史。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1940年谢冰莹来到西安创办《黄河》月刊，继续为抗日救亡呐喊。《黄河》发刊词写道：黄河“从远古的时代，开始奔流，不舍昼夜，你永远地流，不息地流，象征了中华民族悠久无疆的生命！——可是，现在呢？——被倭骑践踏，倭舰污辱了！——你能够忍受吗？你能够默尔而息么？不！决不！我相信你会怒吼起来！会战斗起来！——怒吼吧，黄河！战斗吧！黄河！”发刊词不仅解释了刊物命名的原因，而且指出了刊物的宗旨——弘扬民族精神，一切为了抗战。《黄河》所登载的文章鲜明地体现出谢冰莹一切为了抗战的办刊宗旨，有揭露汉奸卖国、汉奸末路的，有暴露日本侵略者残暴无耻的罪行与阴谋的，有反映不觉醒的民众从逆来顺受到醒悟的，有揭露借此发国难财的民族败类的，有歌颂前方将士英勇战斗的……这许许多多的内容形成了一个共同的主题：为了生存，为了反对侵略者，黄河在咆哮，中国人民在拼搏！

从梅山走出的叛逆女子谢冰莹，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闻名于现代中国乃至世界，既缘于她两次从军的壮举，也缘于她手中的笔。香港文学研究社在出版《谢冰莹选集》前言中这样说：“现代中国作家群中，当兵成名的男作家为数不少，可是驰骋于沙场，后闯入文坛而名满天下的女作家，至今似乎只有一位谢冰莹。

（文章公开发表于《湘潮》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