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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西安事变的现实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成长历程中,历经无数次大小突发事件的考验,西安事变无疑是其中的典型。1937年3月毛泽东曾与史沫特莱谈到:“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与国内改革问题上,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完全是一件突发的事变,我们事前全不知道。”事变的和平解 决,体现了中共应对复杂事变的能力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成功处理和解 决突发事变的范例,积累了丰富的应对突发事件的宝贵经验。时移世易,尽管西安事变与现在 所发生的突发事件在历史条件、时代背景和性质类别等诸多方面有很大不同,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地位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西安事变的历史经验对今天应对突发事 件仍具有重要启示。

一、高瞻远瞩,着眼国家根本利益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和感召而发动的。西安事变所面对的联共抗日还是爆发新的大规模内战的两种发展前途,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   命运,中国共产党不能袖手旁观。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不计前嫌,积极寻求解决   方案。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是全民族最高、最根本的共同利益,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大敌当前,中共中央从全民族和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出发,高瞻远瞩,主张南京和西安在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并派出以周恩来为首   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参加谈判,积极调停。在具体参与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   始终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的立场,促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赢得全国人民的支持和   衷心拥护,也为事变各相关方所接受,并最终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当今时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突发事件层出不穷。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仍面临着 各种大小突发事件的考验。突发事件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 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这就需要执政党从全局性、战略性的高度把握事态发展,始终把维 护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应对突发事件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比如在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事件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理念,把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为阻断疫情蔓延,全国各地采取了全面、严格、彻底的防控措施,最大程度地维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维护了国家的根本利益。

二、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应对策略

西安事变爆发后,如何处置这一突发事件,成为国内外政治力量关注的焦点。其中,对蒋 介石的处置方式则直接关系到西安事变的解决。获知西安事变发生,中共中央起初曾一度主张“审蒋”“除蒋”。毕竟此前国共两党经历了长达近十年的对峙,中共一直处于被国民党“围剿”的状态。但中共中央很快冷静下来,面对扣蒋形成的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局面,强调“不愿以 蒋氏一人而致中华民族以万劫不复的病患”,决定采取“保蒋安全”策略,放弃审蒋决策,并公开 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面对蒋介石只答应口头承诺拒不签字的情况,中共代表因势利导,表 明政治立场,反复陈述抗日民族大义,借以消除蒋介石的后顾之忧。面对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引 发的紧张局势,尽管中共为张学良鸣不平,但并没有以释放张学良为国共合作先决条件,竭力 维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总之,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利益出发,审时度势,正确判断复 杂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对蒋介石的处置方针,由主张“审蒋”变为“保蒋安全”以至主张“放 蒋”,最终成功地化解了西安事变后的危急局面。

善于审时度势,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应对策略,是正确处理突发事件的关键。突发事   件一般有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情况复杂多变,各个阶段有各个阶段的特点。同时,应对措施   是否有效,也需要在实践中检验,在实践中进一步调整完善。这就要求执政党必须审时度势、 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坚持稳中求进、以变应变、以变制变。比如,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   发事件中,中共中央根据国内疫情爆发期、国内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全国疫情防控进入   常态化、全球疫情持续蔓延等不同阶段的不同变化,及时研判形势,精准施策,适时调整防控策   略,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

三、协调各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西安事变属于发生突然但消失缓慢的突发事件。这种突发事件的爆发原因由来已久,涉及    的利益相关方众多而复杂,稍有不慎极易引发大规模内战,给中华民族带来更加沉重的灾难。 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参与事变解决时,抓住民族危亡这一主要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   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确保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目标的实现。政治上,采取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    间派、孤立亲日派的策略,争取地方实力派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支持或同情,推动南京政府转    向抗日的立场。舆论上,坚决与反动派作斗争,宣传西安事变为革命行动,披露张、杨的“救国八    项主张”和蒋介石在西安曾允诺张、杨的六项要求等,促使大众正确认识西安事变。军事上,采   取积极防御的策略,配合张、杨应对南京政府军队进攻西安而作出相应的军事部署。这些切合   实际、富有远见的措施,有力地保证了西安事变的解决沿着和平民主、有利于抗战的方向发展。

突发事件一般波及的领域广、危害大,因而处理突发事件必须依靠方方面面的协商与合作。这就要求执政党具备高超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制定全方位的指导方针和斗争策 略,及时有效地协调、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形成一种强大的合力,群策群力,众志成城,共渡难 关。比如,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事件中,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和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制度特点,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快速有效调动全国资源和力量,开展全方位 的人力组织战、物资保障战、科技突击战、资源运动战,在最短时间集中最大力量阻断疫情传 播,取得了疫情防控阻击战重大战略成果,维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维护地区和世 界公共卫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化危为机,善于捕捉发展机遇

在日本侵华步步紧逼、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代背景下,以兵谏形式突发的西安事变可能   产生两种社会效应,或取得促成内战结束的积极效应,或取得引发更大社会动荡的消极效应。 因此,如何消弭事变的消极效应,争取事变往积极效应方向发展,是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所在。西安事变爆发后,起初并没有如张、杨预想的一样,“除少数反动派外,必成大快人心的事”,没有得到国际国内力量的响应和支持。在南京政府中,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讨伐”张、杨,他们   调动陕、甘、宁、绥、豫等地的“中央军”准备进攻西安,并派数十架飞机飞临西安上空侦察示威, 准备进行轰炸;国民党的地方军事领袖人物和中间状态的众多人士,大多担心张、杨的行动会   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战,因而对张、杨不表示支持;日本政府宣传张、杨已经“赤化”,极力挑动扩   大中国内战;苏联《真理报》也曾发表社论,指责张、杨与亲日派有密切关系;等等。换言之,西   安事变如果处理不善,确实有陷国家和民族于内战的危险,并可能导致中共和张、杨在国际上   处于孤立的境地。面对这种局面,中共提出应抓住西安事变的有利时机,将局部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转变为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应将反蒋与抗日并立,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并作为一方直接参与并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国内政治生活出现崭新局面,“抗日力量的增强与合法化(至少部分地);亲日派遭受一些致命打击;中间派开始接近于左派(虽然依旧不免动摇地迟慢地即保存中间之基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可见,原本西安事变蕴含的重重危机在中共科学应对中已经转化为发展的契机。

突发事件所引发的危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发展的机遇。中国共产党在处理重大突发事件中不仅善于把危机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而且善于把危机看成转机,在尊重客观现 实条件的基础上,争取事物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进而把危机转化为发展的机遇。比如,在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事件中,中国共产党尽力降低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损害程度,并努 力在危中求机、转危为机,让有效防控疫情和有力恢复经济生产活动两个轮子同时转动,积极培育智能制造、无人配送、在线消费、医疗健康等新兴产业。同时,疫情防控也向全世界展现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和中国效率。换言之,中国共 产党在科学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巨大挑战中,为自身加快科技发展、推动产业优化升级赢得新的 机遇,也提升了全体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五、沉着冷静,提高领导决策能力

应对突发事件,必须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这就要求主要领导者和集体决策层在短时期内尽   量综合各方面的意见,择优决断。西安事变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层综合分析国     内外各方面情况,认真听取党内外各方面意见,从而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基点。12    月17    日周恩来等受中共中央指派飞抵西安后,面对的政治局势异常复杂且瞬息万变,许多事 情都需要当机立断,不可能事事请示中央。周恩来在极为错综紧张的境况中,灵活贯彻执行党     中央的方针,并作为中共代表直接参与和谈。在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后,西安与南京的     关系再度紧张,东北军内部发生主战与主和两派的格斗与残杀,乃至酿成刺杀王以哲将军的     “二二事件”。面对复杂险恶的危局,周恩来坚定沉着,耐心细致地对各方面做说服解释工作, 终使事变得以继续朝着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

中国共产党如今作为执政党,更应该提升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应对突发事件、驾驭复杂局面的决策能力。尤其是在改革开放迈入“深水区”、社会矛盾复杂、自媒体蓬勃发展的当 下,领导干部要善于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科学预判和超前准备,临危不惧,处变不惊,在 综合分析研判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决策,做到因情施策、群策群力、果敢决断。比如,在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这一突发事件中,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人民至上,以巨大的政治勇气 和历史担当,果断关闭离汉离鄂通道,实施严格管控,遏制了疫情的蔓延势头。可见,领导决策 层必须具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胆识,在第一时间作出正确的决策和迅速的部署,并能够审 时度势、随机应变,方能不负组织重托,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回顾和总结84年前中国共产党成功解决西安事变的历史经验,观照中国共产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处置策略,历史 的经验与现实的智慧相贯通。当今,突发事件的应对关乎民众安全、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危,提 高应急处突能力已成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显然,从中国共产党应对突发事 件的鲜活实践中汲取经验和智慧,无疑是提高执政党应急处突能力的一条捷径。

(文章发表于《陕西党史》2020 年第12 期)

刘伯雅 中共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陈   红 中共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三级主任科员